，顾临、王孝先、张景先、唐义问、陈祐之皆谓故难复。而孝先独叛其说，初乞先开减河，俟行通快，新河势缓，人工料丰备，徐议闭北。已而召赴都堂，则又请以二年为期。及朝廷诘其成功，遽云："来年取孙村，若河顺快，工料有备，便可闭，回复故。"是又不俟新河势缓矣。回河事大，宁容异同如此！盖孝先、俞瑾等知合用料五千余万，未有指拟，见买数计，经岁未及毫厘，度事理终不可为，故为大言。

又云："若失此时，或河势移背，岂独不可减，即永无回河之理。"臣等窃谓河转徙，乃其常事；就下，固无一定。若假以五年，休养数路民力，沿河积材，渐浚故，葺旧堤，一旦势改变，审议事理，酾为二渠，分派行，均减涨之害，则劳费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谓之一失此时，永无回河之理也？

四年正月癸末，百禄等使回对，复言："修减河，役过兵夫六万三千余人，计五百三十万工，费钱粮三十九万二千九百余贯、石、匹、两，收买料钱七十五万三百余缗，用过料二百九十余万条、束，官员、使臣、军大将凡一百一十余员请给不预焉。愿罢有害无利之役，那移工料，缮筑西堤，以护南决。"未报。己亥，乃诏罢回河及修减河。

四月戊午，尚书省言："大河东，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若河尾直注北界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虑。"诏范百禄、赵君锡条画以闻。

百禄等言：

臣等昨行黄河独至界河，又东至海，熟观河形势；并缘界河至海铺砦地分使臣各称：界河未经黄河行已前，阔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之后，今阔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与《前汉书》大司史张戎之论正合。

自元丰四年河大吴，一向就下，冲界河，行势如倾建。经今八年，不舍昼夜，冲刷界河，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甚迅。虽遇元丰七年八年、元祐元年泛涨非常，而大吴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之害，此乃下归纳河快之验也。

塘泺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今之塘，又异昔时，浅足以褰裳而涉，足以维舟而济，冬寒冰，尤为坦途。如沧州等，商胡之决即已淀淤，今四十二年，迄无边警，亦无人言以为忧。自回河之议起，首以此动烦圣听。殊不思大吴初决，未有归，犹不北去；今海湍迅，界河益，尚复何虑？藉令有此，则中国据上游，契丹岂不虑乘扰之乎？

自古朝那、萧关、云中、朔方、定襄、雁门、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间，南北往来之冲，岂塘泺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窃谓本朝以来，未有大河安，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阔，加以朝夕海往来渲，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国亦无全失险阻之理。且河遇平壤滩漫，行稍迟，则泥沙留淤；若趋走下，湍激奔腾，惟有刮除，无由淤积，不至上烦圣虑。

七月己巳朔，冀州南等五埽危急，诏拨提举修河司料百万与之。甲午，都监言："河为中国患久矣，自小吴决后，泛滥未著河槽，前后遣官相度非一，终未有定论。以为北无患，则前二年河决南下埽，去三年决上埽，今四年决宗城中埽，岂谓北可保无虞？以为大河卧东，则南、宗城皆在西岸；以为卧西，则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决，皆在东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见归纳经久之计，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铺分决涨，少纾目前之急。继又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虽不为东之计，不可得也。河势未可全夺，故为二之策。今相视新开第一，势湍猛，发不及，已不候工毕，更拨沙河堤第二减涨，因而二分行，以纾下之患。虽未保冬夏常，已见有可为之势。必经久，遂作二，仍较今所修利害孰为轻重，有司析保明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