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拿定意见，皇帝对尚书省说“：北军将到河南，因此而尽迁各路军，共同加以保卫。如今既已到达，粮自当分地给他们，但至今没有加以理。可以派遣官员聚集各地老人询问他们，是准备增加赋税，还是分给他们田地，二者哪比较方便实行？”他又将这事告知汝砺。不久，那些派去的官员们来报告说“：农民们都说，近年来租赋越来越重，如果再增加，就难以承受了。不敢再租用官田了，愿意分地给军。”于是，汝砺上奏说“：迁移军，是一时的举动。民众租用官田，是长久之计。河南的民地和官田，数量相当。又有许多人家都是租佃官田耕的，他们的祖坟、村庄等都在官田里，这些人大多是贫民，一旦夺田，何以维持生活？况且小民容易动难以安定，因为一时避收田赋，所以说这话来。可是真让他们把土地给了人家，那么，前日还是主人今天就变成了客，能不悔恨吗？悔恨便产生愤慨之心。像在山东调拨土地时，沃的田地都被有权势人家所占有，贫瘠的土地才给贫困耕，这样无益于军，有损于民众，导致他们相互憎恨，这件事至今还没有平息下来。前事为时不远，足以成为鉴戒。只能采用增加官田赋税，以供给军粮的一半，再将原属官田现已荒芜的田地、放的草地数分给他们，让军自己耕，这样，百姓就免去失业的艰辛，而官府也不必对民众有害的事情。况且河南的土地最适宜麦，如今雨充足，又正当播时节，只恐民众产生疑惑而误了计划，应当早决断。”皇帝听从他的意见。

不久转任尚书右丞。当时皇帝认为，军的土地必须拨给，让他们能够及时开垦耕耘。汝砺又上奏说“：官府所有的荒田和牧地，有许多被民众私自耕了。如今正当麦时节，他们知准备拨给别人，就必定都抛弃不，等军分到时，又已错过播时机，这样就成了荒废的土地了。不如等这一季收成之后再调拨，依照土地的收成征收适量的赋税，以补充军需储备，这样对公私两方均有利。请等到九月以后再拨调还官府。”十月，汝砺又言说：“如今河北的军迁到河南的多达几百万人，每人一天给一升米，一年就需要三百六十万石，给予一半，其价值仍相当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的土地合计是二十四万顷，每年所收的粟才只有一百五十六万多石，请在正常经费之外加倍征收，以便给他们，同时仍将原属官府所有的闲田和放地可耕的分给他们。”皇帝表示同意。于是，派遣右司谏冯开等分别到各郡县就地给，每人分给三十亩，由汝砺总其事。后来，搜括土地的官员回京，都说：“土地的亩数很少，且都是贫瘠难以耕的，估计可以耕的已经都分给了他们，每人所得无几，又都是偏僻较远的地方，必须迁移到那里去，军们都到不方便。”汝砺便将有关情况上奏皇帝，下诏让有关方面停止办理，只供给一半军粮，另一半折成钱给。

四年正月，被任命为尚书左丞，他接连上表请求告退，朝廷都下优诏不答应。正值朝廷商议兵河北，保护民众收麦，但民间却正在传言说官府准备把麦都收走。皇帝知以后，问宰辅们说：“怎么办呢？”琪等上奏说“：如果让枢密院派兵占领通要，镇压当地匪寇，仍然准许民众收割逃者的民田，这样，军民两便，若有战事，士兵们也必定尽心尽力。”汝砺说“：这绝不是好办法。因为河朔的民众所依赖的粮只有这季麦了。如今外面已有谣言，再派军队前去，势必更让他们产生疑惧之心。不如听从他们自便，让宣抚司来查禁无赖之徒，不让这些人侵扰民众就够了。已逃的民田地让有关方面收割，以充军粮就行了。”于是派遣员外郎裴满蒲剌都前去检查麦田数量，并且向民众询问是否愿意朝廷发兵护麦。回来后，他上奏说：“我西自怀、孟，东至曹、单等地，见收麦时受扰情况并不多，访问农民时，知他们往往自行建起义军。臣下向他们宣布朝廷原打算兵护收的意图，均表示激却不愿朝廷兵。”于是停止发兵。

汝砺连连请求辞退得不到许可，便上奏说：“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勋，必须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来实现。如今大兵已退，正应当修整关隘，训练兵士，必须有明能、善于理国家大事的人才来预先筹划，以助中兴大业。我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院副使胥鼎，才兼众长，兼数职，请求召回朝廷。”皇帝不从。当时琪准备听从言人的建议，每年清查一次民田亩数据以征收租税，朝廷也打算听从。汝砺言说“：臣下听说治理大国的人要像烹煎小鱼那样，这是有关为政的极好的比喻。国朝从大定年间实行一次普查之后，十年推排一次力情况，这是贵于简易安定而不轻易烦劳民众。如今言者请求派人到河北每年清查实际耕的民田，计数征收租税，也就是每年都要普查一次田地，这岂不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必定让民众心中不安。况且河南、河北，事情不同，河北连遭劫难和抢掠，人逃躲避，田地荒芜，征收时难以依照原有数额，所以实行目前的权宜的办法，这样，军需粮不增加，而土地的减少是轻易可见的。河南自从车驾南行以来，百姓剧增，所有闲田以及逃亡遗弃的土地，都被开垦耕完了，他们各自承担了原人家的租税，对他们的征收额也是依照推排的数额，所以虽然兵越来越多，却并未有所缺误，怎么能够总是扰让他们不得安宁呢？如果担心豪们欺瞒而逃避征税，那么，即使让有关方面查检也难以保证尽符其实。只要严设赏罚的规定，允许各人自首，或者让人上告并加以逮捕，违犯的以盗用军需资罪论，将他们的土地给上告的人耕，这就足以让人到害怕，而赋税也就能够全收缴官，何必这纷纷扰扰的事情呢？况且还有三条原因不能实行：假如每年都清查，那么夏熟田天就要清量，秋熟田夏天清量，中间杂的庄稼也必须随时丈量，一年之中没有休止的时间，民众将到厌烦并逃避，这样耕就会误失农时，或者只耕沃的田地而抛弃其他的，这时，所收的数额依旧的话能够来的赋税就要减少许多，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清查田地时，县官不可能到所有人家里去，这样，乡间小吏们就能够暗中贿赂，上下其手，假写文字，反而失真，这是原因之二。民田和军田犬牙错，相互之间如勾结起来冒认，朝廷只凭当地官府的簿籍收赋税，到时如果发现少于原有数额，那么误缺粮资储备的事必然发生，这是三不可。凡朝廷办事，务必要办到底，如果已实行了又中途停止，岂是一好的计谋呢？”于是原来议定的办法被中止。

兴定元年(1217)十月，汝砺又上疏说“：有人言请求暂时和宋人议和求得边境安宁，这绝非好办法。宋人多狡诈不实，虽然彼此和的文书经常往来，而边境的警戒却不敢立即撤除。防备既然难以撤除，那么议不议和也都是一样的。如果对方以虚辞敷衍，在正常礼仪之外别有所求，言不逊，将怎么办？有人说‘：大定年间也曾经先派使者，现在有何不可？’须切记时候不同，事情也就不一样，难以同等而言。原来海陵王师无名，理曲在我，所以世宗即位，先派忠建等报知宋王，停止了在淮甸南侵的行动以修旧好。宋人随即派使者前来，书信中言辞傲慢，改变语气，不再奏表称臣，要求归还旧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