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通，而价平矣。”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于宋矣。宋人以为喜，而金人不禁也，识者惜其既不能重无用之楮，而又弃自古行之宝焉。

五月，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言：“关陕军多，供亿不足，所仰钞则取于京师，徒成烦费，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怀州旧铁钱钜万，今既无用，愿贯为甲，以给战士。”时有司轻罪议罚，率以铁赎，而当罪不平，遂命赎铜计赃皆以银价为准。

六月，敕议钞利便。七月，改钞名为“贞祐宝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台言：“自多故以来，全藉钞以助军需，然所不及所，则其价浸减，卒无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贞祐宝券’以革其弊，又虑既多而民轻，与旧钞无异也，乃令民间市易悉从时估，严立罪赏，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不敢。夫京师百万之众，日费不赀，价宁不日贵耶？且时估月再定之，而民间价旦暮不一，今有司之，而市肆尽闭。复议搜括隐匿，必令如估鬻之，则京师之指日尽，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谓，惟官和买计赃之类可用时估，余宜从便。”制可。

十二月，上闻近京郡县多籴于京师，谷价翔踊，令尚书省集、讲议所、开封府、转运司，议所以制之者。及讲议所言，以五斗城者可阑籴其半，转运司谓宜悉禁其，上从开封府议，谓：“宝券初行时，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陕西诸路所支既多，人遂轻之。商贾争收京，以市金银，银价昂，谷亦随之。若令宝券路各殊制，则不可复河南，则河南金银贱而谷自轻。若直闭京城粟不，则外亦自守，不复京，谷当益贵。宜谕郡县小民，毋妄增价，官为定制，务从其便。”

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患在太多、太少尔。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条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损酒使司，三曰节兵俸，四曰罢寄治官，五曰酒税及纳粟补官皆当用宝券。诏酒税从大定之旧，余皆不从。寻又更定捕获伪造宝券官赏。

三月，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言：“比者宝券滞，盖朝廷将议更张，已而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者掌之，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纳之。仍自选良监当官营为之，若半年无过，及券法通，则听所指任便差遣。”诏议行之。

四月，河东行省胥鼎言：“钞贵乎通，今诸路所造不充所，不以术收之，不无缺误。宜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多，民不之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为陕西，若一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宰臣谓：“昨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继踵南渡，遂致价翔踊，乃权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征军须钱，宜从所请。若陕西可征与否，诏令行省议定而后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钱散失，多在民间，命尚书省经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