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安所领八谋克，一例科差。设如一谋无内，有婢二三百者，有婢一二人者，科差与同，岂得平均。正隆兴兵时，朕之婢万数，孳畜数千，而不差一人一，岂可谓平。朕于庶事未尝专行，与卿谋之。往年散置契丹，安礼极言恐扰动，朕决行之，果得安业。安礼虽尽忠，未审长策。其从左丞通等所见，拘括推排之。”十二月，上谓宰臣曰：“猛安谋克多新旧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当自中都路始。”至二十二年八月，始诏令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中都路，续遣主事带等十四人与外官同分路推排。

九月，诏：“毋令富者匿隐畜产，贫或有不敢养者。昔海陵时，拘括畜，绝无等级，富者幸免，贫者尽拘官，大为不均。今并实贫富造籍，有急即籍取之，庶几无不均之弊。”张汝弼、梁肃奏：“天下民通检既定，设有产移易，自应随业输纳。至于浮财，须有增耗，贫者自贫，富者自富，似不必屡推排也。”上曰：“宰执家多有新富者，故皆不愿也。”肃对曰：“如臣者，能推排中都力。臣以尝为南使，先自添力钱至六十余贯，视其他奉使无如臣多者。但小民无知，法生，数动摇则易骇。如唐、宋及辽时，或三二十年不测通比则有之。频岁推排，似为难尔。”二十六年，复以李晏等分路推排。二十七年，奏晏等所定力之数。上曰：“朕以元推天下力钱三百五万余贯，除三百万贯外，令减五万余贯。今减不及数，复续收二万余贯，即是实二万贯尔，而曰续收，何也？”对曰：“此谓旧脱漏而今首者，及民地旧无力耕，而今耕者也。”上曰：“通检旧数，止于视其营运息耗，与房地多寡，而加减之。彼人卖地，此人买之，皆旧数也。至如营运。此则彼弱，者增之，弱者减之而已。且力之数盖是定差役之法，其大数不在多寡也。朕恐实有营运富家所当者，反分与贫者尔。”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命为国信使之副者，免增力。又命农民如有积粟，毋充力，钱慳之郡，所纳钱货则许折粟帛。九月，以曹州河溢，遣百禄等推排遭垫溺州县之贫乏者。明昌元年四月，刑郎中路伯达等言：“民地已纳税，又通定力，比之浮财所差役，是为重并也。”遂详酌民地定力，减十之二。尚书言，中都等路被，诏委官推排，比旧减钱五千六百余贯。明昌三年八月，敕尚书省：“百姓当丰稔之时不务积贮，一遇凶俭辄有阻饥，何法可使民重谷而多积也。”宰臣对曰：“二十九年，已诏农民能积粟免充力。明昌初，命民之力与地土通推者，亦减十分之二，此固其术也。”承安元年，尚书省奏：“是年九月当推排，以有故不克。”诏以冬已，比事毕恐妨农作，乃权止之。二年冬十月，敕令议通检，宰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检后，距今已十年，旧贫弱者众，傥迟更定，恐致亡。”遂定制，已典卖业，止随推收，析异居者许令别籍，绝及困弱者减免，新者详审增之，止当从实，不必敷足元数。边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于是，令吏尚书贾执刚、吏侍郎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示为诸路法。每路差官一员，命提刑司官一员副之。三年九月，奏十三路籍定推排力钱二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二贯四百九十文，旧额三百二万二千七百十八贯九百二十二文，以贫乏除免六十三万八千一百一十一贯。除上京，北京、西京路无新增者，余路计收二十万二千九十五贯。泰和二年闰十二月，上以推排时，既问人浮财力，而又勘当比次，期迫事繁，难得其实，敕尚书省，定人力随时推收法，令自今典卖事产者随业推收，别置标簿，临时止拘浮财力以增减之。泰和四年十二月，上以职官仕于远方，其家力有应除而不除者，遂定典卖实业逐时推收，若无浮财营运，应除免者，令本家陈告，集坊村人推唱，验实免之。造籍后如无人告，一月内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标附于籍。五年，以西京、北京边地常罹兵荒，遣使推排之。旧大定二十六年所定三十五万三千余贯，遂减为二十八万七千余贯。五年六月，签南京察司事李革言：“近制，令人推收力，置簿标题，至通推时，止增新，销旧弱，庶得其实。今有司奉行灭裂，恐临时冗并，卒难详审，可定期限，立罪以督之。”遂令自今年十一月一日，令人告诣推收标附，至次年二月一日毕，违期不言者坐罪。且令诸税务，税讫房地，每半月数申报所属，违者坐以怠慢轻事之罪。仍敕力既随业，通推时止令定浮财。八年九月，以吏尚书贾守谦、知济南府事蒲察张家、莒州刺史完颜百嘉、南京路转运使宋元吉等十三员，分路同本路察司官一员，推排诸路。上召至香阁，亲谕之曰：“朕选卿等随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消乏，虽集众推唱，然消乏者勿销不尽，如一力元三百贯，今蠲免二百五十贯犹有未当者。新勿添尽，量存其力，如一可添三百贯，而止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各宜尽心，一推之后十年利害所关，苟不副所任，罪当不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