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顷七十五亩，三百四。迭剌、唐西二五飐，五千五百八十五，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婢一万八千八十一。)垦田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五千六十六。二十五年，命宰臣禁有禄人一、及农民避课役，为僧者。大定初，天下才三百余万，至二十七年天下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税为良。省臣取公牒可凭者为准，参知政事移剌履谓：“凭验真伪难明，凡契丹婢今后所生者悉为良，见有者则不得典卖，如此则三十年后皆为良，而民且不病焉。”上以履言未当，令再议。省奏谓不拘括则讼终不绝，遂遣大兴府治中乌古孙仲和、侍御史范楫分括北京路及中都路二税，凡无凭验，其主自言之者及因通检而知之者，其税半输官，半输主，而有凭验者悉放为良。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农桑为本，今商贾之外又有佛、老与他游，浮费百倍。农岁不登，殍相望，此末作伤农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为僧、者。是岁，奏天下六百九十三万九千，四千五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余石，除官兵二年之费，余验计之，月五斗，可为四十四日之。上曰：“蓄积不多，是力农者少故也。其集百官，议所以使民务本广储之，以闻。”六月，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税，凡一千七百余，万三千九百余，此后为良为驱，皆从已断为定。明昌六年二月，上谓宰臣曰：“凡言女直士，不须称女直字。卿等误作回避女直、契丹语，非也。今如分别民，则女直言本，汉及契丹，余谓之杂。”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丹、汉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四千八百四十九万四百，力钱二百六十万四千七百四十二贯。泰和七年六月，敕，中力，有役则多逃避，有司令以次代之，事毕则复业，以致大损不逃之。令省臣详议。宰臣奏：“旧制太轻。”遂命课役全逃者徒二年，赏告者钱五万。先逃者以百日内自首，免罪。如实销乏者，内从御史台，外从察司，究免之。十二月，奏天下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七十九。(增于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增八百八十二万七千六十五)。此金版籍之极盛也。

及卫绍王之时，军旅不息，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及屡降诏招复业者，免其岁之租，然以国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以故多不敢还。兴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悬赏募人捕亡，而复虑动，遂命依已降诏书，已免债逋，更招一月，违而不来者然后捕获治罪，而以所遗地赐人。四年，省臣奏：“河南以岁饥而赋役不息，所亡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复业者，论如律。”时河壖为疆，烽鞞屡警，故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言：“亳州旧六万，自南迁以来，不胜调发，相继逃去，所存者曾无十一，砀山下邑，野无居民矣！”

通检推排

通检，即《周礼》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行征之制也。金自国初占籍之后，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师旅之余，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世宗下诏曰：“粤自国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时，兵役并兴，调发无度，富者今贫不能自存，版籍所无者今为富室而犹幸免。是用遣信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检天下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无不均之叹，以称朕意。凡规措条理，命尚书省画一以行。”又命：“凡监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力为功，弘信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棣州防御使完颜永元面责之曰：“朝廷以正隆后差调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残暴，妄加民产业数倍，一有来申诉者，则血淋离，甚者即殒杖下，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对，故惟棣州稍平。五年，有司奏诸路通检不均，诏再以多寡、贫富轻重，适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检地土等第税法。十五年九月，上以天下力，自通检以来十余年，贫富变易，赋调轻重不均，遣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