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利，期近效，有用贤之名，无用贤之实，贤者亦岂肯尸位素餐以取讥于天下哉！此特难者也，而又有难合者焉。人君崇之地，大抵乐闻人过，而不乐于闻己之过，务快己之心，而不务快民之心。贤者必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尧、舜之正、尧、舜之安而后已，故其势恒难合。况夫邪佞幸，丑正而恶直，肆为诋毁，多方以陷之，将见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泽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于而轻于退者，盖以此耳。大禹圣人，闻善即拜，益犹戒之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后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贤之难也。

邪之人，其为心也险，其用术也巧。惟险也，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其谄似恭，其讦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务以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窃其势以立己之威，济其以结主之。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难矣。虽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犹有说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见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贤嫉能，明皇见其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夫上以诚下，则下以忠报上，应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论者。禹抑洪以救民，启又能敬承继禹之，其泽矣，然一传而太康失，则万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汉帝起布衣，天下影从，荥之难，纪信至捐生以赴急，则人心之归可见矣。及天下己定，而沙中有谋反者，又何邪？窃尝思之，民之君，本于天命，初无不顺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后怨怒生焉。禹、启民如赤，而太康逸豫以灭德，是以失望；汉以宽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憎行诛赏，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泽于民，而民怨且怒者，皆类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实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无大相远，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则其薄者已疾之矣，况于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于心邪？必如古者《大学》之，以修为本，一言一动，举可以为天下之法，一赏一罚，举可以合天下之公，则亿兆之心，将不求而自得，又岂有失望不平之累哉！

三代而下，称盛治者，无如汉之文、景，然考之当时，天象数变，山崩地震，未易遽数，是将小则有旱之灾，大则有亡之应，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养民为务，今年劝农桑，明年减田租，恳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气应也。臣窃见前年秋孛西方，彗东方，去年冬彗见东方，复见西方。议者谓当除旧布新，以应天变。臣以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俭民，为理明义正而可信也。天之树君，本为下民。故孟谓“民为重，君为轻”，《书》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是论之，则天之恒在于下，恒在于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斯其所以召天变也。其变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几已萌，犹且因仍故习，抑其下而损其不足，谓之顺天，不亦难乎？

此六者，皆难之目也。举其要，则修德、用贤、民三者而已。此谓治本。本立，则纪纲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则恶相攻，善恶病，生民不免于火，以是为治，万不能也。

其四曰：语古之圣君，必曰尧、舜；语古之贤相，必曰稷、契。盖尧、舜能知天而顺承之，稷、契又知尧、舜之心而辅赞之，此所以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也。夫天好生而不私，尧与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于“黎民于变”“敬授人时”，至于“庶绩咸熙”，此顺承天之实也。稷播百谷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辅赞尧、舜之实也。臣尝复熟推衍，思之又思，参之往古圣贤之言无不同，验之历代治之迹无不合。盖此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人才可使盛，国势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国家徒知敛财之巧，而不知生财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养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难行，而不患法令无可行之地。诚能优重农民，勿扰勿害，驱游惰之人而归之南亩，课之艺，恳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后，仓府之积，当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以下至于庶人之弟，皆于学，以明父君臣之大，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万目斯举，否则他皆不可期也。是也，尧、舜之也。孟曰：“我非尧、舜之，不敢以陈于王前。”臣愚区区，窃亦愿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