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可无一定之说而妄为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亡相继，史册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陆行宜车，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寒，蜀汉，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窃尝思之，寒之与暑，固为不同。然寒之变暑也，始于微温，温而，而暑，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尽。暑之变寒，其势亦然，是亦积之之验也。苟能渐之之，待以岁月，心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守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言，则致治之功，庶几可成矣。

二曰：中书之务不胜其烦，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发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栉理；之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虽不能，而用栉与匕，是即手之为也。上之用人，何以异此。然人之贤否，未知其详，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为君，孰为小人，而复患得患失，莫敢退，徒曰知人，而实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饮也，独膳夫为能调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独星官为能步亏之数者，诚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为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必因先王之。”今里巷之谈，动以古为诟戏，不知今日之所，之所衣，皆古人遗法而不可违者，岂天下之大，国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违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维，上安下顺，而宰执优游于廊庙之上，不烦不劳，此所谓省也。夫立法用人，今虽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当给俸以养其廉，未仕者当宽立条格，俾就叙用，则失职之怨少可舒矣。外设监司以察污滥，内专吏以定资历，则非分之求渐可息矣。再任三任，抑举下，则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于贵家之世袭，品官之任，版籍之数，续当议之，亦不可缓也。

其三曰：民生有，无主乃，上天眷命，作之君师，此盖以至难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娱之也。是以尧、舜以来，圣帝明王，莫不兢兢业业、小心畏慎者，诚知天之所畀至难之任，初不可以易心之也。知其为难而以难，则难或可为；不知为难而以易，则他日之难有不可为者矣。孔曰：“为君难，为臣不易。”为臣之，臣已告之安童矣。至为君之难，尤陛下所当专意也。臣请言其切而要者：

夫人君不患言之难，而患践言之难。知践言之难，则其言不容不慎矣。昔刘安世行一不妄语，七年而后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者一家之亲、一乡之众也，同列之臣不过数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犹若此，况天下之大，兆民之众，事有万变，日有万机，人君以一一心而酬酢之，言之无失，岂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后日自违者，可否异同，纷更变易，纪纲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无所持循，人因以为弊，天下之人疑惑惊眩，且议其无法无信一至于此也。此无他，至难之地不以难，而以易故也。苟从《大学》之，以修为本，凡一言一动，必求其然与其所当然，不牵于，不蔽于憎，不因于喜，不激于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审之，虽有不中者盖鲜矣。奈何为人上者多乐舒肆，为人臣者多事容悦。容悦本为私也，私心盛则不畏人矣；舒肆本为也，心盛则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与不畏人之心，合无间，则其所务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则言而言，动而动，又安肯兢兢业业，以修为本，一言一动，熟思而审之乎？此人君践言之难，而又难于天下之人也。

人之情伪，有易有险，险者难知，易者易知，此特系夫人之险易者然也。然又有众寡之分焉。寡则易知，众则难知，故在上者难于知下，而在下者易于知上，其势然也。难知之地，御难知之人，其不见欺也难矣。昔包拯刚严峭直，号为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京尹耳，其见欺于人，不过误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亿兆之上，予夺退赏罚生杀之权，不幸见欺，则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其害有不可胜既也。人君惟无喜怒也，有喜怒，则赞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张势。人君惟无憎也，有憎，则假其以济私，藉其憎以复怨。甚至本无喜也，诳之使喜，本无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也，而诳誉之使，本无可憎也，而短之使憎。若是，则者未必为君，退者未必为小人，予者未必为有功，夺者未必为有罪，以至赏之、罚之、生之、杀之，鲜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为贵，以用人为急。用得其人，则无事于防矣。既不此，则所近者争之人耳，好利之人耳，无耻之人耳。彼挟其诈术，千蹊万径，以蛊君心，防其欺，虽尧、舜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