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使臣，莫若散之各翼万、千、百、牌甲内领为便。”省院官以闻，有旨，可令问此军：“从脱征虏掠耶？且放散还家耶？”回奏：“众军皆言，自围襄樊渡江以来，与国效力，愿令还家少息。”遂从之。籍亡宋手记军。宋时有是军，死则以兄弟若承代。有旨，依汉军例籍之，毋涅其手。

二十二年正月，立行枢密院于江南三省，其各行省见军悉以付焉。九月，诏福建黄华畲军，有恒产者放为民，无恒产与妻者编为守城军。征趾蒙古军五百人、汉军二千人，除留蒙古军百人、汉军四百人，为镇南王脱宿卫，余悉遣还，别以江淮行枢密院蒙古军戍江西。十月，从月的迷失言，以乾讨虏军七百人，籍名数，立牌甲，命将官之无军者领之。十一月，御史台臣言：“昔宋以无室家壮士为盐军，内附之初，有五千人，除征占城运粮死亡者，今存一千一百二十二人。此徒皆习凶暴，民患苦之，宜给以衣粮，使屯田自赡，庶绝其扰。”从之。十二月，从枢密院请，严立军籍条例，选壮士及有力之家充军。旧例，丁力者充军，弱者钱，故有正军、贴之籍。行之既久，而者弱，弱者，籍亦如故。其同异居者，私立年期，以相更代，故有老稚不免从军，而壮家居者，至是革焉。江浙省募盐徒为军，得四千七百六十六人，选军官麾下无士卒者，相参统之，以备各镇守。

二十四年闰二月，枢密院臣言：“诸军贴，有正军已死者，有充工匠者，放为民者，有元系各投下回付者，似此歇闲一千三百四十，乞差人分拣贫富，定贴、正军。”制可。

二十六年八月，枢密院议：“诸军官万、千、百等，或治军有法、镇守无虞、铠仗完、差役均平、军无逃窜者，许所司荐举以闻，不次擢用。诸军吏之长，非有上司之命，毋擅离职。诸长军者，及蒙古、汉军，毋得妄言边事。”

成宗大德二年十二月，定各省提调军官员。凡用随从军士，蒙古长官三十名，次官二十名，汉人一十名；万、千、百人等，俱不得占役。行省镇抚止用听探外，亦不得多余役占。

十一年四月，诏礼店军还属土番宣司。初，西川也速迭儿、住、帖木儿等所统探赤军，自壬年属籍礼店，隶王相府，后王相府罢，属之陕西省，桑哥奏属土番宣司，咸以为不便，大德十年命依壬之籍，至是复改属焉。

武宗至大元年正月，以通惠河千刘粲所领运粮军九百二十人，属万赤因帖木尔兵籍。十二月，丞相三宝等言：“国制，行省佐贰及宣使不得提调军，若遥授平章、扬州宣使阿怜帖木儿者，尝与成宗同母，故得行之，非常宪也。今命沙的代之，宜遵国制，勿令提调。”制可。

仁宗皇庆元年三月，中书省臣奏李哥等四百为民。初，李哥等四百属诸侯王脱脱，乙未年定籍为民，丽林衍及乃颜叛，皆尝签为军。至元八年置军籍，以李哥等非七十二万内军数，复改为民。至大四年，枢密院复奏为军。至是，省官以为言，命遵乙未年已定之籍。后枢密复奏，竟以为军。十二月，省臣言：“先是枢密院奏准，云南省宜遵各省制，其省官居长者二员，得佩虎符，提调军，余佐贰者不得预，已受虎符者悉收之。今云南省言，本省籍军士之力，以办集钱谷，遇有调遣，则省官亲率众上，故旧制虽牧民官亦得佩虎符，领军务，视他省为不同。臣等议，已受虎符者依故事，未受者宜颁赐之。”制可。

二年正月，诏：“云南省镇远方，掌边务，凡事涉军旅者，自平章至僚佐须同署押，其长官二员，复与哈必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