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丧事，送回昆山安葬。

王敬臣，字以，长洲人。江西参议王之。十九岁受业于魏校。禀至孝，父亲背生痈疽，敬臣用舐；父年迈，目眩，他卧于父亲榻边，夜不解衣，闻有咳嗽声，立即起来询问，侍奉继母与侍奉父亲一样细心。婆媳不和，他十三年不室与妻同居。他最初受业于魏校时，曾认为议论不如著述，著述不如实践，故居家常闭不言谈议论。然自见耿定向以后，定向告诉他说，圣贤无独成之学，须相互讨论。从此以后，对前来求学之人引导扶持，其弟有四百余。其学以“慎独”为本，不自立门。乡里尊称他“少湖先生”

万历中，由于廷臣的推荐，朝廷召他京授国博士，他没有去。诏令以所授官职退休。万历二十一年(1542)，巡御史甘士价又举荐他。吏看他年事已，奏请令当地官府经常以最礼节对待他，得到皇帝的批准。享年八十五岁。

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末年士。宪宗去世，孝宗即位，潘府上疏奏请皇帝制行三年丧礼。他说：“为父、臣为君都要着孝服守孝三年，这是至仁至义的大事。汉文帝崩，遗诏减少服丧期间，是为天下臣民着想，但景帝即位自己却不制守孝三年，从而使千古纲常遭到破坏。晋武帝旧制而不能行，魏孝文帝也未完全实行，宋孝宗锐意复古，也未能推行于下，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圣王之至孝。先帝忽然驾崩，臣庶民都怀哀痛之心，陛下忧伤不已，穿孝衣临朝，百日未改。望陛下力排众议，决心执丧三年，一如三代旧制。诏令礼官参考经史所载规定，使丧事不违礼仪，朝廷不耽误政事。定为不可更改的制度，传于孙后代，岂不是件伟大的事情。”奏疏呈上后，朝廷诏令内阁辅臣会同礼官详细讨论，都认为要实行原来制定的制度，但终究未能实行。

潘府被任命为长乐知县，在该县教民实行《朱家礼》。他亲自到郊野去访问民间疾苦。田夫野老都到潘府待民亲切，纷纷请求著文题辞，潘府欣然同意。后调升南京兵主事，陈奏有关军民利害的七件事。父亲去世，守丧期满，调任北京刑主事。这时发生了旱灾、蝗灾、星变、北寇侵、孔庙失火等不幸事故，潘府上疏呈请整治内政，抵御外敌侵。又呈上匡正弊政的十项建议。为了就近奉养父母，请求南迁，因而改任南京兵主事。后升武选员外郎。尚书文升知潘府贤能，越级提为广东提学副使。因母亲年老，请求辞官归家奉养，不等朝廷诏令便自己回去了。随后，吏尚书杨一清及巡御史吴华，多次向朝廷举荐，始终未起用。

嘉靖改元，谏官们都荐举他，朝廷起任他为太仆少卿，后改为太常寺少卿，他请求退休。归家后隐居于南山，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素。每日以阐发经传为己任。这时王守仁在本乡讲学，离潘府家乡不过百里，而两人学术思想却颇不相同。他曾说：“官有三本：俸禄薄为廉之本；不沉溺于声为勤之本；不听谗言、不徇私情为明之本。”又说：“荐举贤人应唯恐落后于别人。论功应唯恐在前。”年七十三岁而卒。成例，四品官只赐祭，而世宗重视府的孝行为，特诏令赐葬。

崔铣，字钟，安人。弘治十八年(1505)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他在参与编修《孝宗实录》时，与同僚去见太监刘瑾，独他一人对刘瑾只揖不拜，因而得罪了刘瑾。《实录》成书后，调任南京吏主事。刘瑾被诛后，召回北京官复原职，充任经筵讲官，又晋升为侍读。因病归家，建“后渠书屋”，在其中读书讲学。

世宗即位，升崔铣为南京国监祭酒。嘉靖三年(1524)，朝廷召集群臣讨论追尊世宗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恭献皇帝的大礼问题，长期议而不决。大学士蒋冕、尚书汪俊都因持反对意见而被罢官，其他许多人或被排斥，或受杖刑，或放边戍，只有张璁、桂萼等人一时受到重用。崔铣见此情形，上疏辞职，并弹劾璁、萼等说：“臣考察各议论，那些赞成的人，其文是为欧修所唾弃的，其情则是仰承皇上的意图，力求得到官厚禄。悍者不怕违法而激怒了皇上，弱的人则以甜言语而动听。没有大功大德的人而很快得到官爵，这样能不使那些侥幸之徒接踵而来吗？臣听说天总是力图获取天下臣民的心，以尽忠孝之职，而未听说只去获取一二人之心。对这些本无大功大德的人行赏，恰恰表明是自己宣扬徇私而已。遵守圣人之者为忠臣，忠则违背皇帝旨意；讨好皇上的为邪，邪则离经叛。如今忠者日渐疏远，邪者却日益富贵。一邪就会扰国家，何况使他们富贵。”世宗看后不兴，令铣退休。十五年后，又起用为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升南京礼右侍郎。不久因病辞官。死后赠礼尚书，谥文。

铣年少时轻佻不稳重，好饮酒，虽饮数斗而不醉。中年自厉于学问，言行皆有准则。曾说：“学在治心，功在慎于言行。”又说“：孟所谓良知良能，是就心的作用而言。亲人，敬长者，是人的本。若去良能而只有良知，那就是霸儒。”《政议》十篇，其《序》说：“三代以上，实行井田、封建制，百姓固守家园，故圣人之易行；三代以下，开阡陌，实行郡县制，百姓动，故圣人之难成。何况以后每况愈下，直至今日。然要人心不异，关键在于统治他们的人。”《政议》各篇之论说，都是说明这个意思。

何瑭，字粹夫，武陟人。七岁时，见家供佛像，决请求去掉。十九岁读许衡、薛蠧的遗著，废寝忘。弘治十五年(1502)士，选为庶吉士。阁试考题为《克己复礼为仁论》，何瑭在其文章中写“：仁就是人，礼是人的元气，它现受到风寒暑的侵蚀。人若能不为邪气所侵，则元气复，元气复就成为人了。”此言为学人们推崇。刘瑾窃取朝政后，有天赠翰林每人一把川扇，有的去拜见刘瑾。当时瑭为修撰，对刘瑾只行长揖礼，瑾怒，不赠扇给瑭。受赠者又去拜谢，何瑭严肃地说“：何必那样低三下四。”刘瑾大怒，追问谁讲此话。何瑭毫不畏缩地回答“：修撰何瑭。”他知必为瑾所不容，多次上疏请求隐退。直到瑾被诛后，才复官。在给皇上讲经说史时，犯忌讳，贬为开州同知。在开州修黄陵冈堤有功，升为东昌府同知。但他请求辞官回乡。

嘉靖初，起任山西提学副使，因守父丧而未赴任。服丧期满，起用他提学浙江。他在浙江重本求实，士气大变，不久，晋升为南京太常寺少卿。与湛若等提倡古太学之法，学者一致推崇他为宗师。他历任工、、礼三侍郎，晋升为南京右都御史。不久退休。

当时，王守仁以学著名于世。何瑭独默不语。他曾说：“陆九渊、杨简的学说禅宗，阻挡仁义的盛行。后世学者未学得游、夏的十分之一，而其议论却超过颜渊、曾。这是吾之大害。”在家乡居住了十余年，以孝悌忠信教育孙。父母相继去世，哀痛不已。死后谥文定。所著有《律吕》、《儒学见》、《柏斋集》十二卷。皆行于世。

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万历二年士。历任万年、泰和二县知县。为政有利于民，两县人民为他建立生祠。后调任南京主事，晋升郎中。

伯元受业于永丰吕怀，言行踏实，恶王守仁的新学说。朝廷将守仁供于文庙祭祀，伯元上疏反对，并请求从文庙中去掉陆九渊的神位，而将有若及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五人列十哲。在各乡祭祀罗钦顺、章懋、吕木冉、魏校、吕怀、蔡清、罗洪先、王艮。其奏疏刚下议，就遭南京给事中钟宇淳的反对，伯元也因此被贬为海州判官。后调任尚宝司丞。吏尚书杨巍，很不喜王守仁的学说，同意伯元的奏疏，因而调伯元为吏员外郎，后历任考功、文选郎中，辅佐尚书孙丕扬澄清吏治，杜绝贿赂。任期满后推荐为太常少卿，但未被朝廷任命。当时吏推荐的陈奏皆被扣留，不呈皇帝，伯元说：“贤愚同被滞留不提任用，朝野为之叹息，这是因为臣所提建议不当所致，呈请准于辞职。”皇帝很不兴，特准他辞退，并把他的奏疏扣留下来，不廷臣议论。过了两年，在甄别吏诸郎中时，看到伯元的名字，命改南京吏任职，此时伯元已过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