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伤所致。现在有大德的如王恕，忠诚耿直的如珍，耿直、严正的如章懋、林俊、张吉，他们都是现今众人所仰望的人才，不应该贬斥禁锢，有负于上天创造人才的本意。陛下诚心召来这几个人才，设置在关键门任职，使他们各尽其平生智慧，那么就天人协调合一。

“臣又听说皇帝(明太祖)规定守门的太监、宦官，只能充任打扫清洁之类的工作，不能参政事。近来旧有的规章日益被毁坏，歪门邪大开，君王的大权尽被这些宦官所把持，朝廷内倚之为宰相，外倚之为将领，藩王依靠他们为镇抚，乐官、卑微的工匠依靠他们制造过度奇巧的东西，喇嘛教教主、佛教徒依靠他们随意皇，这些难是皇帝所允许的吗？希望陛下以宰相为手足，以谏官为耳目，用正人君心腹，思熟虑，制定国家长久之计，那么朝纲就匡正了。

“然而这最本的则在于陛下对理的理解如何，我听说侍臣讲没有反复的论辩，陛下听讲亦无从容接受臣下意思的雅量。像这样而想明白事理，理朝政，臣是不相信的。希望陛下想到理难以穷尽，珍惜时光易逝，考察经书史书，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终年不间断，那么儒家的学说得到昌明，而且万事都治理得好，岂只上列四件事得到妥善理呢？”疏送呈皇帝，皇帝不给答复。

邹智生大方豪气自负，当时御史汤鼐、中书舍人吉人、士李文祥也都意见相投，邹智同他们关系都不错。他们在一起品评朝臣，议论人。不久，明孝宗即位，对以往的弊政多有改革。邹智很兴，认为自己的计划能够实行，趁着因星象异变，朝廷广开言路的机会，又上书说“：圣明的诏书上说‘天下的利弊应当兴革，所有的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列为条目向上陈述’。这大概是因为陛下已知前几天登基诏书被臣所歪曲，禁止谏议之官不要利用传闻夹杂私心来谈论政事，诏书发后，舆论沸腾，所以又下这条诏令自行调解。不说‘朕自有过失，朝政有缺’，而说‘利弊应当兴革’；不说‘允许大家直言不讳’而说‘所有的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列为条目向上陈述’。陛下所用来征求意见的范围太不广泛。现在想振兴天下之利，革除天下的弊病，首先应该寻求造成这些利弊的源，再来决定是振兴或是革除，不应该列举些蒜的琐碎小事，以为这就是利弊所在。

“据在哪里？就在内阁大臣上。少师万安恃位取，少保刘吉对上欺骗对下附和，太少保尹直心怀诈，都是些世上的小人。陛下留用他们，那么君王的德行必不完善，朝政必定整治不好，此弊病是应当革除的。退休尚书王恕忠诚聪慧，可以担当重任，尚书王。。刚果断，可以止息大之谋，都御史彭韶端平正直，可以决断大政方针，他们是世间的君，陛下任用他们，那么君王的恩惠能畅通无阻地施泽到人民中间，朝政就能清明严正，这就是应当振兴之利。

“然而君之所以不被任用，小人之所以不被罢免，大抵是由于宦官掌握权柄过重而已。汉元帝曾任用萧望之、周堪，最终被弘恭、石显所控制。宋孝宗曾任用刘俊卿、刘珙，最后被陈源、甘升所离间。唐代的李林甫、仙客与力士相互勾结，而造成唐代朝政混，贾似、丁大全与董宋臣内外勾结，而宋王朝委靡不振。君小人的任用或罢免的机遇，未尝不是和这类宦官的盛衰密相连。希望陛下以历史为鉴，谨慎地把握未来，总揽皇权，采取果断措施，以皇帝的成法来对待宦官，那么君就可以任用，小人就会被罢免，这样天下的政令就会归一了。

“以陛下的聪明盖世，岂有不知对宦官不能够委任信用，然而难免误用，大概是没有讲习端正本心的学问。本心发源于天理，就耳聪目明，言行合乎法度，怎会被宦官所迷惑？万事发源于人，那么自即无主张，万事失去纲常，宦官就趁势寻找到时机，蒙蔽陛下。陛下虽然有神明而威武的天份，也将日。。月削渐渐地失去本来的圣明，而想任用君，罢免小人，振兴天下之利，革除天下的弊病，岂能实现？”皇帝看完疏，表示赞赏。过了不久，万安、尹直相继被罢免。而刘吉仍居旧职，他对邹智恨之骨。

汤鼐经常在朝廷值班，邹智告诉汤鼐说“：先世兴盛，御史值班，得当面向皇帝陈述朝政的得失情况，皇帝即刻决定是采用或是禁止。到后来只有等到退朝后用疏来陈述，这样君臣之间不能相互，你有幸遇到朝廷革新的时候，何不效仿先朝事例行事。”等到王恕接诏到了京城，邹智前去拜见王恕说：“后世臣的没有机会见到天，因此理政事大都虎草率，希望您暂且不接受官职，先请求朝见皇帝，将时政治理不善的一些情况一一向皇帝陈述，极力要求革除，然后再接受官职，这样就可能于政事有所益。如果先接受官职，就再没有见天的日了。”汤鼐与王恕也未能采用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