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任之以事，可以清洗历代举选的陋习，可以效法成周。对于升太学的，经过几个月，就选为官，或委任到民社。我担心这样的人不熟悉时务，也不熟悉朝廷的礼法，本不能宣导德化，对上违背国政，对下危害百姓。开国以来，选举秀才可以说为数不少，所委任的名位不为不重，而今数一数，在任的又有多少？我担心后人观察今天，就如今天观察过去一样，当年所举之人，岂不可痛惜吗？这都是臣所为，求治太速的过失！

“过去宋朝拥有天下三百多年。开国之初，用礼义教化百姓，当国家盛时，闾阎里巷都有忠厚之风尚，甚至羞于谈论人的过失。到了末年，忠臣义士视死如归，妇人女以被污辱为羞耻，这都是教化的结果。元朝的本不立，破坏了礼义、廉耻。不过数十年，弃城降敌者不可胜数。就连老儒硕臣也甘心屈辱，这是礼义廉耻不振的弊病。遗风俗至今仍没有革除，这也不足为怪了。我认为不如敦促仁义，崇尚廉耻，守令的职责是以农桑学校为急，风宪则责其先教化、审法律，以平狱缓刑为急。如此则德泽下，求治之就可以得到。郡邑诸生升于太学者，必须令在学肄业，或者三年，或者五年，要求他们通一经，兼学一艺，然后选为官，或者宿卫，或者办事，以此观察公卿大夫之能，而后委任政务，则其学识兼懋，就几乎不错什么。并且使他知禄位都是天之禄位，而且可以杜绝觊觎之心。治得到以后，陛下就可以端拱穆清，待以数月，则调而风雨及时，诸福吉祥没有不来的，又何愁天变不消呢？”

奏章陈上，太祖大怒说：“小离间我骨，赶快抓来，我要亲手杀了他。”叶伯被带来后，丞相乘太祖兴时上奏，伯被投刑的监狱，最终死在狱中。

最初，伯准备上书时，就对他朋友说“：当今天下只有三件事令人忧患，有二件事容易见到但祸患来得迟，有一件事难以见到，但祸患来得迅速。纵无明诏，我还将上书，何况访求言论呢！”他的大意是指的分封。然而当时的诸王只建藩号，未曾裂土，不完全像伯所说的。到了洪武末年，燕王屡次奉命，势力才开始大。后因削夺而举兵，于是夺取天下，人们称伯有先见之明。

郑士利，字好义，宁海人。兄长士元，刚直有才学，由士历官至湖广察使佥事。荆、襄的士兵乘掠夺妇女，官吏不敢追问，郑士元立即言告将领，归还士兵所掠。安陆有冤案，御史台已经审判定罪，士元上奏，冤案得以平反。会考校钱谷册书，空印事件被发觉，凡主印者以死刑，佐贰以下榜一百，戍守边疆。士元也因此监牢。

当时太祖十分恼怒，认为这是欺罔行为，丞相御史没人敢谏，士利叹：“皇上不知，把空印定为大罪。诚得人言之，皇上圣明，哪有不省悟的？”遇上星变访求言。士利说“：可以。”既而宣读诏令，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说：“我想所说的，是天杀害无罪的人。我兄不是主印者，应当狱。需等我兄受杖击狱后我再说，就是杀也不怨恨。”

士元狱后，士利于是作书数千言，谈了好几件事，而对于空印事件谈得十分详细，他说：“陛下想重重地罚持空印者，恐怕吏挟持空印纸，为文移以虞害万民。文移必须完全印好。今考较书策，较理想的是合两印，非一印一纸可比。即使得到，也不能通行，更何况不能得到呢？钱谷的数量，府必合省，省必合，数难悬决，至乃定。省府距离较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所以先印而后书，这是权宜之计，由来已久，又何以重罪。况且国家立法，一定得先明示天下，此后犯法的，是故意犯罪。自立国至今，未曾有空印之法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又怎么能使受诛者无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到他们十分艰难。位至郡守，都是数十年的成就。通达廉明之士，不是草菅，可以割了而后又长。陛下又为什么对不足以判罪的判罪，而折损有用之才呢？我为陛下到惋惜。”

奏章写成，士利闭门哭泣数日。他的侄儿问他“：叔叔为什么悲痛？”士利回答说“：我有奏章将要呈上，犯天发怒就一定会罹其祸。然而杀了我却能使数百人得以活命，我又有什么可以怨恨的呢？”于是上奏。太祖看了奏章，大怒，下令丞相御史讯问，追究使者。士利笑“：看了我的奏章是否有用？我为了国家而谈事。自己觉必死无疑，谁又为我设想了呢？”案件审理完毕，和士元一输作江浦，而空印者大多没有得到赦免。

周敬心，山东人，是太学生。洪武二十五年(1392)诏令访求通晓历数者，敬心上疏谏，谈及时政数事。大略为：

“我听说国祚长短，在于德的厚薄，不在于历数。三代久矣，三代而下，朝代最长的莫过是汉、唐、宋，最短的莫过是秦、隋、五代，长久是因为有，短命是因为无。陛下膺天眷命，救诛暴，然而神武威断有余，宽大忠厚则不足。陛下如果效法两汉的宽大，唐、宋的忠厚，讲三代所以有之长，则帝王之运可以传至万世，又何必问诸小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