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先生曰：“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秋须此而后明，孔何必削之”？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弒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弒君之详。征伐当自天。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于存天理去人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无言’。若是一切纵人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导也。故孟云：‘仲尼之门，无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又曰：“孔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何以删之”？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则二，孔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12〕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13〕曰：“先儒论六经，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言谓之经。事即。即事。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同。安有所谓异”？

〔14〕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亦是遏人于将萌否”？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云：‘放郑声，郑声’。又曰：‘恶郑声之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资畅和平，涵泳德。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导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徐跋】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的工夫。穷理是尽的工夫。问学是尊德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是惟一的工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