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二均字谱，赐名曰律吕正义。兰生、廷珍等皆赐及第，官有差。

既又谕改订中和乐章声调，曰：“殿陛所奏中和乐章，皆沿明代，句有长短，制类词，曾因不雅，命大学士陈廷敬等改撰，章法皆以四字为句，而乐人未娴声调，仍以长短句凑拍歌之。今考旧调已得，商节奏甚为和平，必使歌章字句亦随韵逗，则章明而声谐，其著南书房翰林同大学士详定以闻。”是年十一月冬至，躬祀圜丘，遂用新定乐律。

五十四年，改造圜丘坛，金钟玉磬，各十有六。五十五年，颁中和韶乐于直省文庙。初，乐章既改用“平”而直省仍沿用“和”至是从礼请，始颁行焉。

世宗雍正二年，定耕耤三十六禾词，耕耤筵宴乐制，筵，丹陛乐奏雨旸时若之章，酒，弦乐奏五穀丰登之章，馔，清乐奏家给人足之章，其辞皆大学士蒋廷锡撰。后又定祭时应、祭风伯庙、教坊司作乐，祭雷师、云师庙，和声署作乐，官民婚嫁，品官鼓乐人不得过十二，生、监、军、民不得过八人，著为令。

宗即位，锐意制作，庄亲王允禄自圣祖时监修律算三书，至是仍典乐事。乾隆六年，殿陛奏中和韶乐，帝觉音律节奏与乐章不协，因命和亲王弘昼同允禄奏试，允禄因言：“明代旧制，乐章以五、六、七字为句，而音律之节奏随之，乐章音律俱八句，故长短相协。今殿陛乐若定以四字为句，则与坛庙无殊，惟乐章更定，大典攸关，谓宜会同大学士、礼将乐章十二成详议，令翰林改拟览。”寻大学士鄂尔泰等议：“乐章十二成内，惟淑平、顺平二成每章八句，其十成乐章每章各十句，句四字，而之音律，则每章八句，每句六、七、八字，以十句四字乐章，和以八句六、七、八字之音律，长短抑扬，宜不尽协。应将乐章字句，音律之节奏以调和之，章酌从八句，句无拘四言。”奏可。

旧中和乐编钟内倍夷则四钟在黄锺正律之前，帝疑其舛，兼询编钟倍律及设而不作之故于臣工，时张照以刑侍郎副允禄，名知乐，奏言：“编钟之制，以十六钟为一架，律八为一悬，在上；律八为一悬，在下。自，自。律吕之法，必有倍、半，然后低清浊备，以成旋之用。故律有倍蕤宾、倍夷则、倍无在黄锺之前，有半黄锺、半太簇、半姑洗在无之后。律则有倍林锺、倍南吕、倍应锺在大吕之前，有半大吕、半夹锺、半仲吕在应锺之后。倍蕤宾以还，则声过低而哑，半仲吕以还，则声过而促，故不用。编钟无倍蕤宾、倍林锺，亦无六半律，以编钟八，其音中和，已足于用。低不至倍蕤宾、倍林锺，不至六半律，其序以从低至，浊至清，排列为次。倍夷则、倍无当在黄锺之前，倍南吕、倍应锺当在大吕之前，与箫之长短，琴弦之细为一例。排箫倍夷则、倍无二在黄锺之前，倍南吕、倍应锺二在大吕之前。A9之倍徵、倍羽二弦在弦之前，若琴弦箫易位，则音不可谐，是以编钟之次第同于弦。”又奏：“编钟一架，上八下八，上律，下吕。考击之节，南郊、庙祀及临朝大典，皆用黄锺为，北郊、月坛，则用大吕为。用黄锺为，则击上钟，用大吕为，则击下钟。临朝以下钟易置于上而击之，非下八钟不击也。又八钟原祗七音，姑洗为，黄锺起调为工字，倍夷则、无为变徵，太簇为变，三钟不调，是以不击。工字调外，则惟二钟不击。如以太簇为，倍无起调为尺字，则倍夷则、无、太簇三钟皆击，而黄锺为变，夷则为变徵，二钟又当不击矣。因相沿俱以黄锺调为黄锺，儒生不知音律，谓黄锺为声气之元，万之母，郊庙、朝廷用之吉，否则凶。不知黄锺为，其第一声便是下羽，除变、变徵不调，商、角、徵、羽必须迭用。若声声皆是黄锺，晏所谓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况大武之乐，即是无为，载之国语。无乃律之穷，而武王用之，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无所不可，亦明矣。”上是之，命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