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之事。前明更不必说，穷得要命，内蓄积如山，到最后，白白便宜了‘寇’。本朝就不同了，蓄只于国库而非内务府。”

接着王有龄便举了几个存银的数目，康熙四十八年到过五千万两，最后剩下八百万两，但雍正十三年的极力整顿，到乾隆即位时，库存到了前所未有的六千万两的数，以后乾隆四十六年，到过七千万两。但嘉庆以后就不行了，到光朝更是每况愈下。

“先帝崩逝当时，存银八百万两，这三年来的数目不详。洪杨军兴以来，用财如，想来现在正是开国以来最穷的时候。”

这一番夹叙夹议的谈论，不但周、吴等人有茅顿开之，就是杨用之也觉得长了一番见闻。钱谷一虽是他的专业，却只了解一隅之地的财政，朝廷大藏，十分隔，现在听王有龄讲得是，心里便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位东翁，莫他是捐班，肚里着实有些货。

他想到了王有龄的，王有龄恰好也要谈到捐班“弥补国用不足，再有一个办法是靠捐纳的收。”他说“捐官的制度，起于汉朝，即所谓‘纳赀为郎’。此后历代都有，但不如本朝的盛行。”

接着，王有龄便细谈清朝捐纳制度演变的经过，以及对中枢岁收的关系。捐纳实缺虽由康熙为三藩之，筹措军费而起，但至雍正朝即成为“常例”捐纳收几为国家岁收的一分，只是比例不大，平均总在百分之十五左右。捐例之滥，始于嘉庆朝，它的收常为岁收的一半，嘉庆七年那一年，更达岁收总额百分之八十以上。

“捐例一滥，其弊不可胜言。”王有龄泰然说“我自己虽是捐班，但也实在叫我无法看得起捐班的。只要有钱，不什么无墨的人，都可以官。官既要先本钱，那就跟生意一样，一补上实缺，先要捞回本息。请问吏治如何澄清得来？”

“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吴委员说“赴试登，自是正途，但‘场中莫论文’，要靠‘一命、二运、三风’，所以怀才不遇的也多的是。捐例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有个发挥机会，不致埋没人才，也是莫大功德之事。”

这是在暗中恭维王有龄，他当然听得懂，而且也不必客气“象兄弟这情形到底不多。”他说“纵有一利，奈有百害何？如今为了军费，越发广开已滥的捐例，搞得满街是官，那还成何话说！”

“东翁见得极是。”杨用之倒是真的心悦诚服，所以不自觉其矛盾地改了论调“本朝的商税，原就不重，杂赋中的牙帖税、当税、牲畜税以外，买卖的商税，只有买别地货到店发卖的‘落地税’，也就是‘坐税’。至于货经过的‘过税’，只有关税一，如今酌增厘捐，亦不为过。”

“就是这话罗！”王有龄中这样在说，心中却己想到厘捐是否亦可在浙江开办？

一场议论，算是有了结果。胡雪岩换了个话题，他很佩服钱江，所以这样发问：“杨老夫可识得那位钱先生？”

“你是说钱江？”杨用之答“我们不但认识，而且还沾些亲。他字秋平，又字东平。祖上曾过山东巡抚，他老太爷也在山东过官，此人从小不凡，样样聪，就是不喜八文章。”

“那怎么称‘奇士’呢？”吴委员笑“象这样的人，必是不中绳墨，别有抱负的。”

“他还有一策，现在各省都已仿行。”杨用之忽然看着胡雪岩说“雪岩兄大可一办！”

“请问，办什么？”胡雪岩愕然相问。

“也是钱东平的主意，请旨预领空白捐照，随捐随发，人人称便，所以‘生意’好得很。”杨用之笑“本省亦已照样行。雪岩兄大可捐个前程。”

这话倒把胡雪岩说动了，这几个月他在官场打了几个，知“分”二字的重要，倒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方便，无论拜客还是客人来拜，彼此请教姓氏时，称呼照规矩来，毫无窒碍。是个“白丁”便有格格不之，熟人无所谓，大家可以称兄弟，若是陌生的官儿，称呼上不是委屈了自己，就是得罪了别人，实在是一大苦事。

因此，这天晚上他特地跟王有龄去商量。王有龄自然赞成：“我早就劝你快办了！我真不知你什么意思？一直拖着。”

“都是为了没工夫，”胡雪岩说“这件事麻烦得很，费辰光不说，还有层层挑剔需索，把人的兴致都消磨光了。象现在这样。随捐随发，一手钱，一手取照，自然又当别论。”

“需索还是会有的。讲是讲‘随捐随发’，到底也没有那么快。不过，照不必到里去领，当然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