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知。

因此，在养心殿见时，袁世凯格外加了几分小心，殿行完了礼，慈禧太后照例闲闲问起，气候是否正常、民情可还安谧，以及有些什么好官之类有关吏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很自然地谈到正题。

“你跟张謇很熟，是不是？”

袁世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忽然提到此人？便很谨慎地答说：“臣前在吴长庆营里，张謇是吴长庆的文案，臣因为他文字很好，常向他请教。从光绪十二三年以后，臣跟他就很少往来了。”

“是很少见面呢？还是很少书信往来？”

问到这一句，袁世凯知事有因，略想一想答说：“臣公务较繁，很少给他写信，张謇一年总有两三次给臣来信。”

“倒是说些什么呀？”

“张謇在南通州开垦办实业，有时要臣帮忙。臣以为张謇办的事业，于国计民生，都有裨益，所以量力而为。”袁世凯加重了语气说：“至于跟国计民生无关，私人请托的事，臣不敢徇私，总是婉言回绝的。”

“最近呢？”慈禧太后问说：“有信给你吗？”

最近没有，六月间有一封。袁世凯想到张謇的那封信，心中一动，知慈禧太后注意的就是这件事，决不隐瞒。于是据实答说：“张謇夏天有一封信给臣，是谈什么立宪，臣一直没有复他。”

“喔！”慈禧太后终于问来了“那封信怎么说？”

那封信的内容，袁世凯记得很清楚，说是“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已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所得比方乎？不变政，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又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专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凡此议论，何可直奏？袁世凯忖度这封锁在自己签押房里保险箱中的密件，决无漏的可能。因而决定瞒一半，说一半。

可说的是，张謇主张立宪，而且颇有志用事，要隐瞒的是张謇对他的期望，以及批评专制的不是。主意打定了，措词却还待斟酌。

转念又想，不怎么说，都非慈禧太后所乐闻，倒不如一言表过，因而以轻蔑的语气答说：“无非书生之见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不再问了，换个人谈谈：“据说张之、魏光焘也赞成立宪。你听说了没有？”

听得这话，袁世凯突然省悟，此一刻正是可以有所表白的好机会。“我也听说了。”他毫不糊地回答“督臣张之、魏光焘打算合词奏请立宪，因为臣忝居畿辅，想邀臣会衔奏。托人来说，臣已经回绝他了！”

其实这正就是与袁世凯二十年不通音问的张謇，突然致书期许的原因，而张謇亦非真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促成立宪的名人相期，只是张之鉴于当年东南互保的往事，认为对朝廷献议大兴革，非有权势的督抚联合一致不可，所以极力敦促张謇作此表示。

当然，这样答奏是一定会获得嘉许的，慈禧太后和颜悦地问：“袁世凯，我知你心地很明白，照你看，咱们中国能不能立宪呢？”

“不能！”袁世凯简截了当地答。

“为什么呢？倒说个理我听。”

“中国的百姓，民智未开，程度幼稚，是故圣经贤传上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专制统治，反而容易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怕画虎不成，会发生弊。”

他这面说，慈禧太后那面不断，话锋很快地一转，问起日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