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守，一面抵御，一面全师而退，此时重新署，以三个军团反攻辽，一个军团辽东南，一个军团为预备队。其中辽东南这一着最狠，企图是在绝日军的归路，包围聚歼。

这一来，日军自非尽全力不可。因此，坂西跟袁世凯商量，要求格外支援。袁世凯便派了直隶督练公所的参谋总办段芝责，随同坂西，到辽相机理，同时冯玉昆亦奉到密令，要在暗中尽可能援助日军。

到得辽，商定派遣冯玉昆属下的队官，为日军充当间谍，哨探军情，选有孟恩远、王怀庆、刘梦兰等等，约莫十来个人，虽都行伍，但受过新法军事训练，要他们去看俄军、步、炮、工各营的情况，不致茫无所识。只是，笔下却没有一个人拿得起来的，刺探有所得，不能写报告回来，于事何补？

正好段芝贵的父亲，巡抚营统带段有恒，从沈以西的新民，到辽来看因公关的儿，知了这一层难，便向段芝贵说：“我带的一个弁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秀才。他于这个差使倒合适。”

原来这吴佩孚字玉，山东蓬莱人。家贫有大志，十四岁那年，投登州府师营，充当学兵，课勤务之暇，用功苦读，居然在光绪二十二年，应登州府院试，以第二十七名学，便是“宰相苗”的秀才了。

不想第二年在家闯祸，得罪了当地绅，不但被革了秀才，还被通缉。迫不得已，航海到天津，投效聂士成武卫前军，因为质太弱，只补上一个杂役的名字。不久，庚起，聂士成殉国，武卫全军溃散，吴佩孚辗转到了开平，考武备学堂，其后武备学堂迁至保定，吴佩孚自觉年将而立，还受年纪与自己相仿，甚至比还来的小的教官呵斥，情所难堪。

因而，吴佩孚辗转投段有恒下，充当一名弁。段有恒亦每以能有一名如斯养卒的秀才供驱遣为得意之事，兼以吴佩孚通文墨，到那里都方便，所以相随，渐成亲信。

有此一段渊源，自堪信任，段芝贵亦乐得仰承亲心，加以提，派在参谋差遣，月支薪五十大洋。

于是吴佩孚偕同孟恩达等人，或者肩挑担，扮成小贩，或者牵猴携羊，装成变把戏的，分接近俄军的营区，阵地，打探动静。

不久，书面报告源源而至。众人力，一人执笔，负责这分联络工作的日本满洲军总司令的参谋福岛，以及坂西，只知吴佩孚一个人的名字，看他报告详尽间或附以地图，亦颇得要领，决定要提此人了。

段芝贵从辽回到天津，第一件事，当然是去见袁世凯，报告此行经过。

李鸿章的北洋大臣行辕，已毁于庚之，新址本来准备作为皇帝阅兵的行，戊戌政变，阅兵之礼不举，袁世凯估计皇帝亦永不会再到天津，因而奏请改为北洋大臣行辕。东面余屋，作为督练公所，将星云集，但没有几个人能见到袁世凯，即使是段芝贵，亦必得先经通报准许，方能袁世凯的签押房。

西面一带房屋，饶有木之胜，是幕府所在，盛况已与李鸿章开府时不远，候补有陈昭常、蔡汇沧、阮忠枢，都是两榜。翰林则除了北洋旧人于式枚以外，还有傅增湘、严修，此外还有好些“钦赐士”的学生，总计二十多人，济济一堂，是袁世凯最阔的一堂“摆设”

至于袁世凯最信任的一位幕宾，行辈最低，是个苏州人，名叫张一麟，是上年癸卯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为袁世凯罗致幕，月送束修六十两银。

幕府的分，向例与东主相等，所以北洋的幕府，往往连司都不放在里，到有人逢迎，轻裘，轻易可致，很少有人着重那戋戋鹤俸。唯有张一麟不同，每天将自己分内之事完，关在书房里用功，看的书不拘一格，大致以实用为主。好几个月的工夫，没有私下见过袁世凯一次，更不要说有所求，因而提起北洋的“张师爷”来，都有肃然起敬之。渐渐地袁世凯也发觉了，信任有加，举办新政的许多章程条款，以及奏折，大都托付了张一麟。

这天段芝贵谒，袁世凯本已吩咐“请来”！但以张一麟恰好应邀而至，便又关照且慢，待与张一麟谈完了再说。

“仲仁，”袁世凯唤着他的别号说：“今天有件事奉托。我知你很忙，应酬笔墨，不该再劳你的神，想想还是拜托大笔为妙。”

“是的。”张一麟问：“不知是何应酬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