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从军，辗转投左宗棠下，西征之役，跟着左宗棠从福建到了西北，官阶是三品的游击。

左宗棠西征，最讲究兵，而邓增以善用炮知名，而专开炮队，隶属曾国藩“陪嫁”的刘松山一军。刘松山阵亡，所由他的侄刘锦棠率领，邓增在刘锦棠下迭建大功，升为总兵，先驻伊犁，后调西宁，宦辙始终不离西北。

光绪二十一年夏天，回复起于青海，湟上下游，自西宁至兰州，皆为戾气所笼罩，汉人被屠杀了十几万之多。其时董福祥以喀什噶尔提都，受命平，节制前敌诸军，回至第二年秋天平服，董福祥加了一个太少保的“衔”又得了一个骑都尉的世职。邓增本来拜过董福祥的门，此役中又特别力，因而在“保案”中叙功居首，升为固原提督，同时亦成了董福祥的心腹大将。

为了洋人的抗议，以及刘坤一、张之的要求，一方面要逐董福祥远离辇下，而一方面又以甘军毕竟与杂凑成军，未曾见过仗，一闻炮声，不战而溃的所谓“勤王义师”不可同日而语，保护行在，未能全撤。因此，经过荣禄幕后的策划折冲，董福祥将甘军与邓增代领，自己只回甘。这一来，邓增的价大为提，荣禄亦多方笼络，已能通过邓增，指挥甘军。当然，甘军在西安的军纪不怎么好，亦就曲优容了。

西安有两个戏园，每日必到的第一号阔客，就是大阿哥溥儁。他不喜读书，所好的是舞枪，驰逐猎，再有一项就是听戏。每到午饭以后，戏园中只看到一个歪翘嘴，金边毡帽，穿青缎袍，外罩枣红图鲁褂的壮少年，由一群太监簇拥而来，那就是大阿哥。

大阿哥武戏，武戏中又短打戏，听之不厌的是一连环。虽然不敢公然彩串，但每喜司鼓“”当然下得不怎么准，无非场面跟唱的凑合着他，敷衍完事。

有一天是载澜与大阿哥叔侄俩，到城隍庙前的庆喜园去听戏，溥儁一时技，又坐到“九龙去”权充鼓佬，打的是一《艳楼》，登上场亮相，一个“四记”没有能扣得准，台下有甘军喝彩起哄。大阿哥脸上挂不住了！

这一下当然要事，连载澜在一起，跟甘军打了一场群架，很吃了一亏。邓增不免吃惊，赶先去见荣禄，引咎自责。荣禄却派大阿哥与载澜的不是，很安了邓增一番，说是不必理这回事，凡事有他作主。

果然，载澜来告甘军的状时，反为荣禄数落了一顿。那叔侄俩一气不，迁怒到戏园，跟岑煊一说，将两家戏园，一律封禁，园主锁拿，四十板一面枷，在城隍庙前示众三天，方始释回。沽名钓誉的岑煊又了一张布告：“两蒙尘，万民涂炭，是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图卧薪尝胆，何事演戏行乐？况陕中旱灾浩大，尤宜节省经费，一切饭店、酒楼均一律严禁。”

其时京师逃难的官员，陆续奔赴行在，各省京饷，亦纷纷解到西安，市面正将闹之际，遭此打击，顿形萧条。于是戏园、酒肆的主持人集会商量，决定活动内务府大臣继禄，转求李莲英，请他想法开禁。

法很简单，能鼓动慈禧太后传戏，自然就可以开禁。那知李莲英稍微风，便碰了个大钉“这是什么年儿？”她说：“我那有心思听戏？”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次走的是岑煊言听计从的张鸣岐的路，机会很好，久旱的关中，下了一场大雪，明年的收成有望，就有文章好了。

这一次开禁的告示，措词很冠冕：“天降瑞雪，预兆丰盈，理宜演戏酬神。所有园馆一律弛禁，惟禁止滋闹，如违重惩。”弛禁的那天，岑煊还穿了行装，带着手捧大令的戈什哈亲自到各戏馆去巡视，打算抓到闹事的人，就在戏园前面正法，借以立威。

闹事的人不曾遇见，却遇见了一班宗室来消遣，岑煊所的告示中，虽有“本院久已视官如寄，不知权贵为何如人”但对真正有权的贵人，还是很结的，李莲英就叫“大叔”此时见了一班宗室，想起该报慈禧太后的特达之知，正好把自己的主意提来征询大家的意见。

“皇太后的万寿快到了！”他说：“今天十月初六，只有四天，就是正日。天降瑞雪，也正好庆贺、庆贺。”

话还未完，只听有人厉声说：“国家衰败到此地步，最近听说东陵都让洋人给占据了，不知怎么才对得起祖宗！这样还要生日吗？如果有人上奏，我非反对不可！”

敢于公然指责慈禧太后的，是宣宗的长孙载治之溥侗，他是在未立大阿哥之前，有继承皇位之望的“贝”的胞弟，行五，都称他“侗五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