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旨询问：

“从前设立招商局，置买船，系奏明办理。现闻售于国，李鸿章何以未经奏，殊属非是。海上转运，全恃船，此举自因恐为法夺起见，究竟是否售，抑暂行租给？着据实奏闻。并随时酌夺情形，设法收回。”

虽然这通密电，措词不算峻厉，而且已为李鸿章开了路，留下余地，如果是“租给”而能“设法收回”便可无事。

但也够他受的了。

显然的，宰相肚里虽好撑船，但几十条船，几十仓库码，到底也难吞得下去。已成的易，能否取消，自成疑问，而前却不能不先搪。李鸿章找了盛宣怀来，反复推敲了五天，才将复奏拟成。

这通复奏，首先还是婉转说明招商局的地位：招商船局本仿西国公司之意，虽赖官为扶助，一切张弛缓急事宜，皆由商董经。至与外人涉权变之，官法所不能绳者，尚可援西法以相维持。

这是要表明，招商局的“商董”有权置招商局的产业，而对外涉，由商人来置，反较官府面为方便有利。

以下便叙“海疆不靖，局势日非，华商船二十余艘，驶行洋面，日有戒心。法人遍布谣言，遇船劫夺，南北商旅咸以搭傤局船为戒。”因而不得不换旗，但是：

“细查各国律例成案，凡本国商船改换他国旗帜须在两国未开衅以前。黑海之战，俄商皆悬德之旗，有二艘换旗于战事三日前，遂为法人所夺，复有二艘易旗于战前，暗立售回之据，亦为英国所夺。布法之战，两国商船多售与他国，易旗驶行，事后仍复原业。若暂行租售，则非实在转售，他国必不能保护。”

千回百折，忸怩作态，最后终于，招商局是被卖掉了。至于不事先奏闻朝廷，则已隐约解释，是为了事机急迫。

不过招商局虽已卖去，却可收回：

“国旗昌银行主，愿将招商局产，悉照原值银五百二十五万两，统归该行认售，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自我，仍可改换华旗。员建忠素习洋文，熟谙公法，前委赴沪会查招商局务，该员就近与恩及旗昌反复商论，恩力保中法事定，可以原价收回，旗昌亦誓言，决不失信，故于价值亦不计较。”

这就要谈到责任了，到底此事是谁作的主？李鸿章是这样说：

“建忠侦知法事叵测，遂毅然决然，独肩其责，因与众商定议，订立合同，将各船栈，暂旗昌，代为经，换用国旗帜，照常驶行。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票，照西国律例，均律师恩收执，日后藉以为凭。是战前商船换旗售，为各国常有之事，中国虽属创见，而众商为时势所迫，亦属万不得已。至将来收回关键，建忠惟恩是问，众商惟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

这是一面将责任推在建忠上，一面又替建忠开脱。然而数百万两银的大事，李鸿章如说毫无所闻，那是自欺都欺不过的，他只好以“当法使议约未成之际，军事旁午，臣虽知商船暂换旗，而未悉其详，是以未遽告”作托词。这样说法，自嫌牵，因而再一次使尽吃的力气作官商之辩，论事机之迫：

“且此等事件，华商与洋商涉，彼此全凭信义；律师既援西例担保，而官长却未便主议。外侮横加，商情惶迫，数千人家关系，而官无法以保护之，更无力以赔偿之，商人自设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好在各省公款八十余万，商本四百数十万，皆有着落，事竣可以纵自如。但冀法约早定，船栈照议归还，中国商务复兴，更无吃亏之。惟闻法人四侦探，总疑商局船，并非实售与，尚思援西例以乘间攫拿，俾为军用，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竭力保护。

此中机括，尚求圣明默鉴而曲原之。”

这个奏折是由专差送到京里，投递总理衙门。总理大臣已有十三员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权的只有三个人：阎敬铭、许庚、张荫桓。而阎敬铭忧心时局成病，在家休养，许庚在军机极忙，不大到署，所以这些公事都归张荫桓看。

张荫桓才气纵横，明异常，一看李鸿章这个奏折，支离破碎，不仅不能自圆其说，简直不成话说。其中最大的疑窦，就是究为“实售”还是“代为经”？未说清楚。如为实售，则旗昌所开“收票”应该向银行收兑，纵为“期票”兑现亦总有日期，现在与律师收执，到期不兑，不是白白吃亏利息？

若是“代为经”则产权仍属招商局，旗昌经营运，一切收益，如何分？倘说凭几张不能兑现的“期票”及“收票”凭空接收价值数百万银的船栈埠去生意，所尽归于己，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闻？

至于说事机急迫，仓卒定议“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却总不能说连朝廷也瞒着。这一心迹难明，真到黄河也洗不清。如今不说别样，只责成李鸿章将“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收票”从恩那里收回呈验，就拆穿了西洋镜，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张荫桓以前受李鸿章的赏识，最近受李鸿章的重视，论私谊自然要替他遮盖，谈到公的方面，与法涉濒于破裂，保全和局，端赖斯人，亦不宜在此时将他置于言官围剿的犀利笔锋之下。好在当初电旨所责成李鸿章的，亦无非“设法收回”这一有了着落，其他可以置之不问。找个方便的机会，跟慈禧太后回一声就是了。

谁知这个折的内容，很快地就漏了，盛昱也到一份“折底”细读之下，只觉得李鸿章拿洋人欺压朝廷，只因为“官法所不能绳”洋人，还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维持”这个借，便该放纵商人，自作主张。这样的想法法，又与汉何异？

不过，他只是从整个文气中，有这样一觉，谈到西洋的各律例，买卖规矩，他就不太懂了。好在有个人可以请教，这个是他本旗的晚辈，名叫杰治，曾跟崇厚当随员，驻留过法国和俄国，西洋的情形相当熟悉。

杰治也说到底是实售，还是代为经，搞不清楚“倘是实售，断断没有将来‘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之理，那是另一码事。为什么呢？”杰治解释：“船是活动的，天天在走，船机，都要损耗，意外沉没也有常事，虽有保险，到底不是原。如何得能如数收回？”

“这样说，是代为经了？”

“更不是！”杰治大摇其“代为经比实售更麻烦，实售只要价钱谈妥了，一手钱，一手货，快当之至。代为经便要谈经的酬劳，得好，怎么样优为酬谢，得不好，要负儿什么责任？有得好谈，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完事的。”

“那么，照你看，是这么一泡猫儿溺呢？”

“这话，熙大爷，我可不敢说了。”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证：“我不会叙到折里去。

你尽说不妨。”

“照我看，是卖掉了。只是怕这块，会有骨卡在咙，不敢吞，等事完了再分赃不迟。”杰治又说“折里，旗昌付的到底是什么票，也不清楚，先说银票，后来又说期票、收票，莫衷一是，这就有病。”

“这三票不同？”

“当然不同。银票是银行里的票，就跟咱们中国的庄票一样，只要这家银行信用好，搁长些不要，随时都可兑款。不过，也没有这样傻的人，不去兑款，白吃亏利息，若是相信这家银行，拿银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里生息，岂不是好？”

“是啊，病越说越多了。”盛昱很有兴趣地问：“期票、收票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