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藻对这件事亦早就想过，但一直有左右为难之，形势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不是翁同和就是潘祖荫，潘祖荫是会试同年，翁同和是弘德殿多年的同事，而且情一向不错，虽然他前几年依附沈桂芬，形成垒，但为国求贤，决不能摒绝此人，不作考虑。

既然如此，不妨听听宝鋆的意见，于是拱手答：“不敢、不敢！正要向佩公请教。如今望，不翁潘，倘或不能兼收并蓄，去取之间，请问佩公，于意云何？”

宝鋆亦很圆，不愿意“治一经、损一经”荐翁就得罪了潘，反之亦然。而且所荐能用，也还罢了，就怕荐甲用乙，得罪了被用的人，更加犯不着，所以不置可否：“这两位都负一时清望，难分轩轾。只好看上的意思了。”

这虽是很的话，对李鸿藻却是一个启示“看上的意思”是最聪明的办法。

“论资望，论才，无胜过翁同和、潘祖荫的。”李鸿藻说：“请皇太后择一而用。”

“就叫翁同和去好了。”慈禧太后毫不迟疑地裁决，显得中早有成竹。

“是！”李鸿藻接着又说“不过书房也要。翁同和值军机，书房是不是要添人？”

“师傅就不必添了。”慈禧太后说“皇帝是该骑拉弓的时候了，得找两个人替他‘压’。”

这自然是在满蒙王公中，李鸿藻随即答奏：“若论骑，自然是伯王当行。”

“可以！就教伯彦讷谟诂在毓庆行走。”慈禧太后又说“我看世铎当差很谨慎，让他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跟伯彦讷谟诂一起照料书房好了。”

世铎是礼亲王，亲贵之中没有“王爷”架的，就只有他。李莲英依礼节跟他下跪，他竟还跪以报，一时还传为笑话。李鸿藻心想，礼亲王并无内廷行走的差使，慈禧太后亦绝少召见，未必知其人，何以忽然说他“当差谨慎”？想来这必是向李莲英一跪得来的好。

遇到这差缺的委派，军机向来不表示意见，退下来立刻拟旨上呈。但翁同和值军机的上谕未见发下，军机怕事有变化，不敢声张。

直到下午四钟方始定局。军机章京立刻到翁家去送喜信，接着便有贺客到门。但翁同和挡驾不见，说是消息不确，不敢受贺。他自己溜后门去看李鸿藻，打听情形。

李鸿藻说得很坦率，对他和潘祖荫之间，无从取舍，双双保荐，结果是慈禧太后自己决定，用了翁同和。

翁同和以贵公了二十几年的京官，平日虚心学习，随留意的，就是官的规矩和奥妙，一听李鸿藻的话，立刻便作了个决定，非辞一辞不可。

于是回家便拟了个奏折，说是军机总揽庶政，才不胜任，而且现在值毓庆，如果兼任要差，怕贻误圣学，恳请收回成命。

这是以退为的手法。因为“命翁同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的上谕，午前上呈，午后才发，这就显得慈禧太后在他与潘祖荫之间的抉择，一直煞费踌躇，换句话说，这名军机大臣是勉结上的。京里这几年原有两句话：“帝师王佐、鬼使神差”是说皇帝的师傅，亲王的辅佐、洋鬼国度的使节和神机营的差使，都是登龙捷径。所以照现在的情形看，必有妒忌的人讥讪，说他是靠了“毓庆行走”这个衔，才当上了军机大臣。所以要辞一辞，表示君对退，毫不苟且。

当然，一辞辞准了，变成巧成拙，岂不糟糕？这一层他有十足的把握，无须顾虑。任命枢臣，是何等大事，那有轻易变卦的理？而况以慈禧太后的果敢，也决不会尔反尔。这一奏折上去，她必定传谕召见，有一番勉奖励的话说。这样，一方面是表示固辞不获，勉任艰，一方面又可以表示顾全潘祖荫的情，有意谦让，那不是面面俱到的“十分光”的法？

天不亮就，毓庆还漆黑一片，翁同和喊苏拉亮了灯，看书坐等。在书上，心在御前，等天亮派人去打听“叫起”的情形。得报一共三起：第一起军机，是照例的见面；第二起是他，也是必然的；第三起是潘祖荫，就费猜疑了。

莫非“大势”有变？翁同和在毓庆坐不住了，踱到南书房去观望风。一门便有人纷纷向他致贺，他连连拱手，声声：“不敢、不敢！”然后将潘祖荫邀到僻谈话。

“叔平，”潘祖荫情伉，一开就说“你我都要激兰荪。”

这话费解，他很沉着，先答应一声：“是的！”静听下文。

“上的意思，恭王多病，景秋坪又在嫌疑之地，军机上要多添一个人，兰荪力赞其成。所以，你也不必固辞了。”

这是说潘祖荫亦军机。真是两全其的办法，翁同和自然欣喜，但立刻就想到军机上的忌讳。相传军机忌满六人，满了六个，必定有一个要事。不过再一转念，自己正是鸿运当的时候，只要谨慎小心，持盈保泰，必可无事，也就释然了。

“说实话，”他趁机卖个人情给潘祖荫“如果不是枢臣至重，非臣下所得保举，我的折上就要荐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