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清倒还沉着，看到上谕，首先就派听差当“抱告”拿了崔尊彝的两封信呈上刑。

信里不过泛泛通候之语，于案情无关。刚毅看完了，往桌上一丢，冷笑着说：“这又何足为凭？崔尊彝给他的信，当然很多，随意找两封不关痛的送来，以为可以搪得过去，这不太拿人当傻小了吗？”

因为有此反，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派一官两役去传周瑞清。

“这就不对了，上谕是‘听候传质’，质者对质，是跟崔潘二人对质，此刻怎么可以传我？”

“是跟王敬臣对质。”派去的“七品小京官”说话也很厉害“上谕并未明指跟崔、潘对质。请吧，‘是福不是祸，是祸逃不过。’”

周瑞清无奈，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不过，周瑞清到底只是解任，并非革职，所以刑司官亦不敢过分难为他，邀到里，以礼相见，围着一张圆桌相谈，就算是“传质”了。

问话的三个人，预先作过一番商议，不必问崔、潘贿托之事，就问了他也决不肯说，不如侧面探询他跟崔、潘的情，或者蛛丝迹，有助于案情的了解。

这样，问话的语气恰如闲谈游。周瑞清字鉴湖，便称他“鉴翁”鉴翁长，鉴翁短，相当客气，周瑞清亦就不能不据实相告。他说他与潘英章一向熟识，跟崔尊彝在以前没有见过面。只因他有个捐班知县的侄，分发云南，跟崔尊彝一起在军营里当差，情很好。他的侄在云南因为土不服而得病，全亏崔尊彝尽心照料，所以他亦很激其人。

光绪元年开恩科，周瑞清放了江南的主考，取中的举人中，有一个崔应科，是崔尊彝的堂弟，加上了这一层渊源，才通信认为世，崔尊彝的信中，称他为“世丈”的由来在此。他亦承认，崔尊彝对这位“世丈”常有接济，但小军机无不如此，逢年过节都有外官的馈赠，无足为奇。

“鉴翁，”沈家本问“有件事，不知有所闻否？听说潘由昆明京的时候，就不打算再回云南了，在云南的产业都已置净尽，一家十三灵柩，亦都盘回安徽。”

“这倒不甚清楚。”

“据安徽奏报，潘至今未归，他是六月底京的，现在九月初，计算途程，早该回家。不知他逗留在那里？”沈家本接着说：“鉴翁跟他至好，自然有书信往来，可能见告？”

周瑞清想了一下答：“我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不过他一家十三灵柩，都寄停在荆州，或者因为迂湖北，耽误了归程，亦未可知。”

这话就颇为可疑，话锋中听得来，崔尊彝的行踪，他是知的。不过，既然他不肯承认，亦就无可究诘，很礼貌地将他送了回去。

案搁浅了。整个关键在崔尊彝和潘英章上，这两个人不到案，就是将在逃的书办抓到了，依然无用，因为没有对证，便可抵赖。

就在这个时候，刚毅升了官，外放为广东的一个好缺，嘉惠。潘祖荫指派赵舒翘接手，主办本案。他手里原有件王树汶的案，因为涂宗瀛调职，接任河南巡抚的李鹤年，听信任恺的话，力主维持原谳，河南京官大哗，言官纷纷上奏指摘，弹劾李鹤年包庇任恺，因而又指派河总督梅启照复审。而梅启照居然又跟当年杨乃武一案中的胡瑞澜一样，站在巡抚这一面。所以赵舒翘建议堂官，由刑提审，估计全案人犯解到，总在年底。有此一段空闲的工夫，正好接办本案。

阅过全卷以后，他提一个看法，认为正本清源，先要就事论事，查云南报销案中，那一项可以报销，那一项不可以报销？

潘祖荫认为这话很有理，并且引伸他的看法，确定了办理此案的宗旨，将案内所有涉嫌人犯汇齐。审讯对质，要问枉法不枉法，当以应销不应销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