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字都供不得。一供，便是罪无可逭，轻则充军、重则丢脑袋。不供，则那些有关连的名公卿，必得设法为自己开脱，小罪纵不可免，将来尽有相见的余地，不愁不能重兴旧业。因此，他只叮嘱探监的家人：“张老爷是李大人的门生，走得极近的，只有去求李大人，关照张老爷，无论如何放松一步。”

这番话自然要说与贺寿慈，请他作主。贺寿慈认为无须此，因为李鸿藻正回原籍葬母，不便扰，而且他素有清正之名，也怕他不肯此闲事。至于张佩纶跟这位老师走得极近，确是事实，但也因此，便无须请托，张佩纶投鼠忌，料想不会再往下追。贺寿慈还有几句未曾破的话，张佩纶攻击李山，只是为了气，自己才是他博击的目标。李山的案只要冷一冷，必可从轻发落，而自己的祸患，却是方兴未艾。

严旨切责之下，贺寿慈不敢只字不承，唯一的办法是避重就轻。复奏中承认曾向宝名斋买过书“照常易，并无来往情弊”又说“去年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楯车时，或顺至该铺阅书。”他觉得这样措词比较合理。以七十龄的工尚书，亲自督促演习穆宗梓的“龙杠”终日辛劳之余，顺到宝名斋歇歇脚、看看书，这不能说是罪过。

果然，就因为他隐约自陈的这一“劳绩”军机大臣便易于替他开脱，而两太后觉得情有可原，降旨“议”

吏议，是承旨而来“恭演龙楯车”是大丧仪礼，应该如何敬慎将事？所以“顺阅书”可以构成“大不敬”的罪名，但谕旨中只说：“恭演龙楯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阅书，亦属非是。”因而议便从“非是”两字上去斟酌，不照“大不敬”律例，罪名便轻了，议的是“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

上谕一下，贺寿慈便算丢了官了。过了两天，调刚接翁同和的遗缺，当左都御史不久的潘祖荫为工尚书。而贺寿慈却一时无职可调，只是宝鋆已许了他，等风一过去，一定替他想办法，调个于他面上不太难看的缺分。

穆宗的奉安大典一过，接着便了吴可读尸谏这件大新闻。在大家都注视着继嗣继统之争时，都察院和刑定拟了李山的罪名奏，说他由商人捐纳了“布政司经历”的衔，考充“誊录”曾得过“议叙”的奖励。但了官“仍在市井营生”也说他“攀援显宦，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至于张佩纶原参的“每有职官验放，往往混当差官员中，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则被解释为“于差满后，擅东华门内，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这不过“不安本分”

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名。

因此，都察院与刑拟的罪名是：“杖六十、徒一年，期满递解回籍，地方官严加束。”至于贺寿慈应得何分，奏请圣裁。

这个复奏虽然避重就轻，有意开脱，但六十板、一年徒刑，到底不是什么在厚脸上本不痛不的、申诫之类的风罪过，所以在朝廷也总算有了代。贺寿慈则因已有降三级调用的分，就从宽免议了。

前后两个月的工夫，就由于宝廷和黄芳，加上李蕃的笔杆儿一摇，将个现任尚书打了下来，声势煊赫，成为城南一霸的李山，送监狱。在人心大快，说是“毕竟还有王法”这一句心服服的话之余，对于清的威风，无不心识赞，尤其是那些玩法舞弊的官员胥吏，都在暗中相互警告：

该敛敛迹了，莫自找麻烦。

但在清来看，犹觉除恶未尽，特别是对贺寿慈，张佩纶听说他还在大肆活动，便格外当心，因而无暇去过问吴可读的遗折。

继嗣继统这一案的争议，上达御前的，一共四个折，两太后召见军机，细作商量，认为翁同和所拟，与徐桐、潘祖荫联衔的一折，办法最为得，所以采用他的意思，颁发懿旨：

“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绪有人，可天下臣民之望；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有意。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和、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照五品官例议恤。”

邸抄一传，声雷动“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帝系还是属于穆宗，一脉相承，与旁支无。将来嗣位的新君，无法追尊所生，更不能再往上推，将他的本生祖父醇王亦尊为皇帝，不会重蹈明朝“大礼仪”的复辙，自是天下后世之福。

然而最令人动的，还是垂念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既然天语褒奖，而且用他的一条命，巩固了“国本”则死有重于泰山，所以由清发起，在宣武门外的文昌馆，为吴可读设奠开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