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看看资斧不继，后路茫茫，一不，二不休，悄悄在广州置办了动用品，带着他那名十分玲珑的跟班，名叫李贵的到了香港。

一到就住香港最大的得利客栈，包了两间房，一间作卧室，一间作起坐，房门上贴一条梅红长笺，大书“钦派圆明园工程监督李寓”命李贵在跟别人谈到他时，称为“钦差”又了几大箱，里面不知装的什么东西，外面贴着“奉旨采办圆明园木植李”的衔条，放在起坐间里，门客人，一望而知。同时雇了一绿呢大轿，每天穿起公服，一副大墨晶镜，招摇过市。

这一下，立刻便有人来兜生意，因为两广总督衙门和粤海关有圆明园工的“传办事件”是香港商场都知的，所以都不疑李光昭假冒。谈生意照例先拜会，后邀宴，有此一番酬酢，才讲到正题，李光昭便天皇帝远地大特，提到木植，说是既买洋木，便得跟洋商直接打，免得中间剥削。别人不知他是骗惯了洋商的，都当他明能，便真的替他找洋商的路。

结果找到一个法国人，名叫安奇，一谈之下，十分契合。李光昭决定买三万尺的洋木，谈好价钱，要付定金的时候，李光昭连连冷笑，说是象这样的生意，只有买主先孝敬经手人的，如何先要定金？大清皇帝买洋木，还怕少了他的价款？等木植运到天津，验明货样，自然照价发款，内务府办事的规制一向如此。

于是签了约。自然，安奇有安奇的打算。

安奇在中国已有多年，但运气不好，经商迭遇风险，在广州和香港，欠下了好些债，能有这笔大生意，可以一苏涸辙，所以格外迁就。至于李光昭的来历，他虽也怀疑，却认为不致遭受任何损失，因为他对中国的官场，极其了解，天津教案发生时，曾亲历其境，看透了中国人办洋务，只讲保住虚面，暗地里多大的亏都肯吃的。如今李光昭所签的约，有“圆明园李监督代表大清皇帝立约”字样，果然属实，则等货到天津，一经验收，不怕拿不到钱，倘或假冒，则可请求领事提涉，一咬定大清皇帝悔约。他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最会官的，必不肯为了上十万银，闹大清皇帝悔约的纠纷，贻笑列国，颜面不保。

在李光昭，也有一个如意算盘。他在广州的时候，已经知圆明园工程罢不能，而最困难的是，缺乏木料，慈禧太后万寿期近，需求甚亟，只要有一船洋木到了天津，不怕内务府的人不听自己的话。他预备这样说：洋木总值是三十万，自己答应过报效十万银，扣除以外，应找二十万两。付掉安奇的价款，起码还能多十万银。拿这笔钱在吏加捐一个“大椽”把没有“照”的候选知府，成个真的，等奖叙的旨意下来，再打打，搞个“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补的名堂，然后走路指明分发到湖北，那就扬眉吐气了。

两个人各有打算，彼此凑合，签下了一纸英文的合同。安奇认为照商场的惯例，不付定金，合同无效，持要“意思，意思”那怕一块钱都行。李光昭倒也慷慨，付了十块银光闪亮的墨西哥鹰洋。

合同很简单，谈得详细。安奇表示他在小吕宋有人替他办货，由香港打电报到加尔各答，再由敦转到小吕宋，至多半个月工夫，货就可运到香港，然后一起随船到天津，货领价。

这笔易一，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场上的知名人，有人想内务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为打官司准备“京控”要找路，都来拜托。李光昭来者不拒，无不拍保证，一定帮忙。于是有人为他惠客栈的帐，有人送“程仪”真有如鱼得，左右逢源之乐。

那知乐极生悲，就在洋木将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龙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捞救上船，已经一命呜呼，债主闻讯齐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信息，大惊失，赶到安奇的洋行里去打听，得知大家分洋木抵偿债务的经过，还想挽救，劝安奇的债主们，仍旧把洋木运到天津，照约行事，保证所得到的现款，比此刻瓜分木料来得划算。无奈合同的一方已经亡故，契约责任，自然归于消灭，倘或了纠纷，打官司不能传安奇到案，必输无疑。所以任令李光昭说得敝焦，大家只是摇不允。

这一下害得李光昭退维谷，大为狼狈。绕室徘徊了一夜，终于恍然大悟“安奇死了，还有别人。洋商不曾死绝，何妨照样再来一次！”他欣喜地自语着“对！就是这么办。”

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个法商，名叫威利，洋行设在福州，因而谈妥了便到福州去签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