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就成了士，曾国藩则光十五年正科、十六年恩科，连番失利，到十八年戊戌科才得如愿以偿。所以论科名，郑敦谨虽是前辈，亦是同年，情一向厚，但论到公事，各有作为。郑敦谨清勤自矢，执法铮铮，张光藻和刘杰第一次解刑治罪，被拒绝收受，就是他的主张。谁知迫于朝命，终于还是办了罪。多少年来的规矩，或是内阁会议、或是吏议、或是刑治罪，复奏时一定拟得重，留待旨意减轻，以示开恩。张光藻和刘杰原拟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已经过分，而两太后听了宝鋆、崇厚的话，以张、刘二人“私往顺德、密云逗留，藐玩法令”的理由，再加重罪名改为充军黑龙江。

为此，郑敦谨耿耿于怀，这时听了曾国藩意见，越觉得满怀抑郁难宣，不由得就发了牢。

“不该办的非办不可，该办的却又不能办。”他说“读书六十年，真不知何以为怀！”

曾国藩的牢更多，但养气的功夫，他比郑敦谨来得到家，所以不动声地答：“相忍为国而已！”

能忍是一回事，办案又是一回事。郑敦谨那个年过得很不是滋味，大年初一还好，年初二一早，新贻的胞弟，浙江候补知县新祐，领了他的过继给新贻的儿毓桢，跪在钦差大臣的行辕门，放声痛哭，请求伸冤。好不容易给劝了回去，接着便是袁保庆来拜，郑敦谨跟他的叔叔袁甲三是会试同年，所以袁保庆称他“老世叔”为他指张文祥供词中，不合情理的疑窦，要求严办。袁保庆向来心直快，对曾国藩和魁玉都有批评，张之万更为他隐隐约约指责得一文不值。江苏巡抚丁日昌丁忧开缺，张之万奏旨接任，朝命一到，忙不迭地赶往苏州，丁日昌卸，胆小怕事到如此，颇为袁保庆所讥评。

“还有人居然在制军被难之后告示，说‘总督家难，无与外人之事。’老世叔请想，疆臣被刺，怎能说是‘家难’？”

郑敦谨也听说过这件事，告示的人就是梅启照。“这当然是失言！”他说“我奏旨跟涤相会办此案，凡事亦不能擅专。等稍停几日，我再约诸公细谈。”

过了初五，郑敦谨会同曾国藩约集江宁的司、、府、县会谈案情，别人都不讲话，只有孙衣言侃侃而谈，说指使的人倘能逍遥法外，则天下将无畏惧之心，又何事不可为？所以这一案办得彻底不彻底，对世人心，关系极大。又说，民间谣诼纷传，上海戏园中甚至编了“张文祥刺”这么一新戏开演，明明是诬蔑新贻的荒唐不经之谈，而竟有朝中大臣，信以为真，一首诗，说什么“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新贻冤而死，复蒙重谤，天下不平之事，那里还有过于这一案的？

上海丹桂茶园编演“刺”新戏，轰动一时，连远在安庆的安徽巡抚英翰，都有所闻，特为咨请上海涂宗瀛查禁，以及孙衣言所提到的那两句诗，郑敦谨无不知。那首诗于乔松年的手笔，郑敦谨跟他虽是同年，也觉得他这样的诗，实在有伤忠厚。

不过乔松年家世富饶，虽过大官，不脱绔的习气，养尊优，居简，跟恭王是倡和的朋友，一时觅不着诗材，信开河，不足为奇。所以郑敦谨这样答：“乔鹤侪的话理他什么？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端愍的清誉，总有洗刷的一天。”

曾国藩也，用新贻的谥来譬解：“端愍之端，即是定评。至于民间好奇的言，事定自然平息，此时倒不必亟亟于去辟它！等定谳以后，我自然要替端愍表扬。”

郑、曾二人作此表示，使得孙衣言的气平了些。当时决定正月初七开审，照例由首县办差，定制了簇新的刑，送到钦差行辕，就在二厅上布置公堂，一共设了五个座位，除去郑敦谨和随带的两名司员以外，另外两个座位是孙衣言和袁保庆的。

这是那两名司员想来的主意，因为此案的结果，已经可以预见，怕他们两人将来不服，会说闲话，甚至策动言官奏劾，别生枝节，所以建议郑敦谨用钦差大臣的分，委札孙衣言、袁保庆参与会审。

接到委札，孙衣言特为去看袁保庆，要商量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追实情。袁保庆因为曾国藩接任后，仍旧被委为营务总办，公事极忙，经常在各营视察。替他料理门的是他过继的一个儿，名叫世凯，字。袁世凯这时才十三岁，矮矮胖胖，因为常骑的缘故，长了一双“里八字”的罗圈，貌虽不扬，脑极好，已脱尽童騃之态，很整个成年的样，凡有客来，如果袁保庆不在家，都归他接待。“！”孙衣言把手里的公事扬了扬“令尊也接到委札了吧？”

“是！今天一早到的。”袁世凯答：“家父昨天下午到六合查案去了，委札还不曾过目。”

“你拆开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