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究为狱中所，还是八月初三所作？这一，当然是陈衍的话可信，因为他其时在京师，与林旭过从极密，于其前死后诸事，无不关心，确知为狱中所作，方在《近代诗钞》中录为林诗之殿。至于黄彰健所说，似无在狱中作此诗示谭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兹述其情况如下：

此即表示黄彰健相信“千里草”虽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说不然，仍以陈衍所释为可信。：《石遗室诗话》：

是时余居莲华寺，暾谷无日不来，千里草二语实有议论而主张之者。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力追溯未败之前，君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之法，非平日揣摹后山绝句之有得者，岂能如此？舍暾谷，无他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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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目光如炬，烛照无隐。事实上梁启超还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启超还曲解了“千里草”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说此诗作于八月初三。

梁（启超）既系与会人士，则其释林此诗“千里草”三字，应较陈衍所释为可信。

然。自是动兵之议不复令照知…

语气激烈，已抱必死之心。林旭亦复如此，就刑时“笑微哄”(见《唐恒虞渊集》)，如此从容，则本未存脱罪之想，亦无所谓“将使同党无辞脱罪”因为此案只论利害，不论是非，脱罪不脱罪，本不在承认不承认。

一、狱中作诗，不必题。“四京卿”系狱，其实是住在所谓“火房”饮起居，并不受待。传诗相和，事所恒有。如杨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诗，十一日所作为七律：

因而相信林旭此诗，作于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启超所记为不虚。但黄彰健又说：

林在狱中以此诗示谭，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诗，如被搜呈堂，将使同党无辞脱罪，而林氏亦无承认同谋，其罪仍不轻，林氏当不致此。

久拼生命一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逄非俊，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中怒，下土空思后名。缧绁到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戊戌政变记林旭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又：陈石遗《近代诗钞》载林旭此诗，题作《狱中示复生》。黄彰健认为：

于此可知，武力夺权，虽为预定的计划，但策动什么人，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如林旭诗句：“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则是主张用董福祥。黄彰健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林旭传，以及康有为自编年谱，说戊戌八月初三，康约梁启超、林旭、康广仁、徐仁录、仁镜兄弟开会，决定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林旭鉴于东汉何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导致董卓专政，因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因而下一断语：

二、其时刑司官，或与“四京卿”有旧，或则敬服其人，所以狱中甚受优遇。即使此诗笺落狱卒之手，亦绝不致“呈堂”：是时刑提守厅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照曰：“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