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君的东林党作对，有一“三朝要典”是阉党大目，后来亦降了清朝的冯铨所纂；这书等于阉党捕治东林的黑名单。崇祯即位，魏忠贤伏法；这“三朝要典”当然要毁掉；而孙之獬不识风，竟跑到内阁痛哭力争，要求保存，因而也了“逆案”——专为理阉党的一案；结果落了个革职回籍的分。

明臣投降清朝的很多，孙之獬官不过翰林院侍讲，应该是个无人注意的小角；亦不会有人跟他过不去；但就因为他卖中国衣冠以求荣的无耻行为，引了限十日剃发的严旨，以致于“留发不留”者不知凡几，所以血男儿恨不得寝其、其。他是“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的同乡；顺治四年谢迁起义反清，攻破淄川，孙之獬一门被祸，妇女皆受凌辱，连未成年的孙女都不免。真所谓“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孙之獬等于与所有的汉族为敌；无怪乎受报如此之酷。

由于严旨限十日剃完，而要剃的又是满洲式样，同时在明朝亦可能本没有剃匠这个行当、所以“留不留发”这个差使，便由旗丁充任。

在京里，剃棚相沿算是“官差”；剃名为“活”；剃钱名为“活钱”都还遗留着“留不留发，留发不留”这段惨痛史实的痕迹。每一个剃棚，当然都有官兵在“伺候”；路人被迫削发。如若不从，捉到官里正法，所以剃棚本并无可怕之：但剃担就大为不同了。

地方官为了遵行功令，必须在十日以内剃完；而乡下人终年难得一趟城，同时也不可能为了剃，专程城。更何况本心不愿，为了留发又要留，杜门不，或者逃山；这样，就必须“移樽就教”主动“唤”来剃。

京里的剃担，招揽顾客用两不同的东西，在城里用小木梆；乡下用一把形如镊的铁，其名为“唤”；在手上一开一阖，发“呛、呛”的声音，就叫“打唤”

至于剃担，一共分为两分，前面是一个红漆圆笼，当中置一只小炭炉，上坐一挑，回笼旁边挂一只脸盆，专为洗之用，这不足为奇。奇的是竖一枝旗杆，且有习斗；这枝旗杆的形式，与衙门前面所竖的完全相同；只是而微而已。

后面一分是一只长约两尺许，宽一尺的小红柜，柜中藏剃用。这是顾客的座位，但在最初，却是剃的人座位；被剃者是没有得坐的。

因为当初并无剃匠的名称，这些旗下为人剃，乃是奉行法令，据说官封“待诏”之职；翰林院有“待诏”是从九品的小官，专掌文字抄缮，与旗丁剃这个职务，风不相及，何以有此离奇的误会，已不可考。

不过当时旗丁“奉旨剃”颇为威风，确是事实。大致每到一，用“唤”将一村一乡的男了都唤了来，由旗丁逐一验看，已剃者自然无事退去；未剃者集合待命。一然后“待诏”手执剃刀，大金刀地坐在小红柜上。而被剃者则须跪在他面前，俯首受剃：倘或抗命不剃，立刻为随护的兵丁抓住，就地正法，悬首示众——人就挂在剃担前面那支而微的旗杆上。

这就是所谓“留发不留”；但亦有人宁死不屈，特别是明朝的遗民志士。采取两方法避免受辱，一是归隐，山唯恐不；一是脆和尚，等你来剃不如我自己剃。相传旗丁“唤”不至，大肆搜索，有所谓“三不追”其一就是寺庙；就因为既逃寺庙，不落发则终究不能面，无须再追。

剃发是清初汉人痛心疾首之事，也是汉人受异族压迫的开；同时也因为清初的旗下蛮横暴，跟粮船上的手、纤夫，时有殴斗，因而成为清帮的公敌，自然摒诸门外。但到潘祖组织粮船成帮时“奉旨剃”的苛政早已过去几十年了；而剃亦已成为行业，都由汉人充任，最大的变化是：被剃的由跪而坐，施术的由坐而立。那支旗杆倒还保存遗制未变；只是旗杆上再也看不见人，而刁斗则正好用来盛放洗所必需的皂荚。

话虽如此，清帮却对剃这一行始终存着成见，称之为“扫清码”；或者也是有意摒拒这一行，借以提醒帮中弟，当初汉人有此一惨痛史实。无论如何，安清成帮之初，隐存反清的宗旨是可信的，但两百年下来，已经没有人理会这个宗旨；也很少人知，为何帮中没有剃的这一行山门。

但小张居然知。刘不才听他说得有有尾；特别是剃担上的旗杆，原就令人不解，一说明白，便成了他所谈的故事的证据，令人不能不信。同时也兴趣，便即问：“你是听什么人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