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即由芳泽代表日本向张作霖提一份“满蒙党书”除了新五路问题以外，另外还提四项要求：第一，所有东三省境内中国铁路与日本利益相抵者，一律不许建筑；第二，日方有权开发东北矿产及建立大型铁厂；第三，由奉方委托日本银团代为整理奉票；第四，日侨在东北与本地人杂居。

张作霖对这项“觉书”自然不能接受，但亦不愿明显拒绝，以致引起严重冲突。因此，仍旧使与杨宇霆合作惯了的“太极推手”你推我，我推你，一味敷衍；在涉过程中，消息外，以致东北各地展开了风起云涌的反日狼。张作霖一方面利用此情势，作为拖延对日涉的借；一方面撤换了对日态度的奉天省长莫德惠，代之以较为缓和的刘尚清来敷衍日本。

敷衍拖延到张作霖正式宣布自我解除政权，便到了图穷而匕首见的日，所以劳泽在居仁堂的茶会以后，秘密拜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满蒙觉书”中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但如接受，则日本可以保护他由大连返回沈。张作霖一拒绝，态度非常定。不芳泽如何以暗示方式作威胁，他仍是那句话：“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等芳泽黯然而去以后，张作霖立即召集亲信密商，大家都认为芳泽所说由大连回沈，是坐南满铁路的火车；这是否意味着京奉路会问题呢？于是分别电询负责北京至山海关警戒责任的第五方面军团军团长张作相，及作为看守后方的第六方面军团军团长吴俊升，有何情况。

张作相及吴俊升相继电复，保证北京至山海关及山海关至沈的安全；张作霖决定仍循京奉路关。虽然也有人建议，坐汽车取古北关，但这条路坎坷险峻，不但颠簸之苦，难以忍受，而且在山路中有倾覆之虞，并不安全，因此，说过也就算了。

不过，为了防备万一起见，决定了两项行车的原则，第一，起程日期及时间保密；第二，行车途中，或快或慢，机动调度。专车是早就预备好的，一共两列，停在前门东站，都在升火待发的状态之下，六月二日傍晚，京奉路局接到电话通知，专车要发了。七多钟人到了，但不是张作霖，而是当家的“五夫人”张作霖是在半夜一钟，已是六月三日了，方始乘车离开顺承王府，十分钟后便已到达前门东站，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着在送行。一时十五分开车，专车共十八辆，同行人员有北洋政府“送终内阁”的总理潘复、莫德惠、刘哲、于国翰，以及日本顾问町野武、嵯峨诚世。

清晨到达天津，潘复及町野武下车，而上车的是杨宇霆的心腹，总东北通的常荫槐。当天下午车到山海关；在沈的吴俊升，特地赶来迎接，列车经过重组，张作霖的座车改在第四辆。

吴俊升虽是山东历城人，但在张作霖的一班“老弟兄”中，两人的情特厚；郭松龄倒戈，兵迫沈时，吴俊升的黑龙江骑兵，星夜急驰，及时赶到，活捉了“郭鬼”更是奇功一件。从张作霖京以后，他们有半年多未见了；从订以来，从未有这么长的日的睽隔，所以一见了面，亲异常，吴俊升一直在张作霖的车厢中，大烟、聊天，还来了一场牌九，在这然叙旧，浑不觉漫漫长夜的气氛中，他们怎么样也想不到，离鬼门关是越来越近了。

暗杀张作霖的谋，是军的主张；甚至可说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的主张，日本政府及田中义一，事前丝毫不知。

这个谋的策划及执行者，是第九师团司令附员陆军步兵大住河本大作。最初是由村冈派驻哈尔滨的武官竹下义晴，赴北京执行，但河本大作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的责任不易掩饰，因而建议改在张作霖回奉天途中实行，同时这件事也就归河本接手了。

首先是地问题，初步选定在河的铁桥上，但以中国的军警监视甚严，颇难下手；几经研究，终于找到一个相当理想的地。

这个地是沈以西的皇姑屯。京奉路东西向，南满路南北向，两路会的十字路，便在皇姑屯。南满路是架设吊桥，京奉路便在吊桥之下穿过。行动计划的第一步是派爆破专家的工兵队长菅野，了六个小时，在吊桥下面装上两百磅黄炸药的药包，通以电，由那里的独立守备队东大尉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