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蓄意要制造事端，福田移兵济南。而其时第二集团军孙良诚已抵达济南，直鲁联军业已撤退，革命军变成与日军形成对峙之势。

于是，包藏祸心的酒井隆，命日本特务机关，在中日对峙中间开枪，引起双方误会，以致发生冲突。中国的军队及官员备受屈辱，但蒋介石悉日本的谋，在阻挠北伐；所以在忍辱负重的原则下，采取了敌不意的战略，绕过济南，直指北京，三个集团军，全面猛扑，张作霖的大势去矣。

日本知奉张的政权，朝不保夕；趁火打劫的机会，稍纵即逝，因此满铁代表江藤丰三，于五月十二日赶到北京，签五路协定。通长也是杨宇霆心腹的常荫槐，故意避往天津；路政司长刘景山则临时辞职，为的是不愿意作日本人的工，有意杯葛。但江藤丰三岂肯休，拉了杨宇霆向“大元帅”坐。以不准奉军通过南满路相威胁，张作霖无奈，只好命航政司长赵镇兼次长，再兼代务的名义，于五月十三日夜到，在“敦图”、“长大”两路包办合同上，盖用了通的大印。

但这份合同，颇有暇疵，第一，命赵镇兼代务的生效日期是五月十五日；第二，签约日期的五月十三日是星期日，因而提要求，更改为五月十五日。

但田中对张作霖的迫，还不止此；五月十七日那天，芳泽谦吉去看张作霖，提忠告，也是警告，督促张作霖全师撤关外，否则战败时，日军将在山海关一带，解除奉军的武装。

第二天，日本向中国南北政府，及欧列，发一件“党书”略谓如果动波及满蒙，日本即将在该地采取维持治安秩序之有效措施。接着，东京参谋本，下令秘密动员，命驻屯满洲各地队，以及由济南撤至大连的“外山旅团”向奉天移动；并派劲旅在锦州、山海关、河朝等地，担任奉军警戒。关东军司令亦移沈。所谓“担任奉军警戒”实际上便是占领上述各重要地。预定五月甘二日发布东京大本营的“奉敕命令”、当日午夜开始行动。

结果奉敕命令未到，主要原因是国仗义执言，认为东三省的主权，属于中国政府，日本此举“未免大胆”国国务院要求日本在实际行动以前，须告知国。因此日本外务省邀集陆海军有关门会商对策，代表外务省的森俗及陆军都主张照原定计划行，但海军极力反对。最后取决于首相田中，他在别庄的游廊中，彻夜沉思，终于作了保留奉张地位的决定。关东军大失望。

其时在奉军看，情势已经非常明显，一唯一的上策便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退保关外。但棘手的是直鲁联军，张宗昌已拉着队伍，退到滦河以东，白崇禧指挥的革命军，亦已追到，隔滦河而对峙，白崇禧要求张宗昌投降遭拒绝后，准备渡河追击，这样且战且走，就会把战火带到山海关外。因此张学良电请革命军暂勿渡河，由他负责来解除直鲁联军的武装。白崇禧同意了。

由于有张学良、杨宇霆负责善后，张作霖决定尽快退回关外。话虽如此，他走得还是很从容，电召在保定的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在大元帅府举行关以后最后的一次军事会议，发前线总退却的命令后，随即邀请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临时维持北京治安的办法。

原来此时的局势，非常复杂，也非常微妙，张作霖虽有意退让，但日本军阀却正在想尽招，阻止革命军北京，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新井，邀集各国驻军司令，举行联席会议，提议划天津周围二十里为“联军警备区”不许华军侵；但英等国司令，都认为应以防守租界为限。及至得悉张作霖决定一总退却”时，又提议由各国联军分别把守北京各城门，不准任何军队；这完全是庚年八国联军攻北京的办法，侵略的形迹，更为明显，自然越发不能为各国驻军司令所同意。

另一方面，革命军因应的措施，颇为谨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徐州、石家庄等地会晤后，一致同意由日本军阀及政府并无任何重大冲突的阎锡山接收北京，以期减少日军的敌意。于是阎锡山释放以前扣留的奉军级将领于珍，赋与他一项与张作霖接洽和平接收北京的办法，终于达成了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