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本，君之奢俭，为人富贫之源。故一节其情，而下有以获其福，一肆其，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善言，则天下之心同其喜，一违善，则天下之心共其忧。盖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静奢俭而已。是以圣王之修化下也。室有制，服有度，声有节，畋游有时，不徇己情，不穷己，不殚人力，不耗人财。夫然，故诚发乎心，德形乎，政加乎人，化达乎天下。以此禁吏，则贪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则贫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术，以臣所见，其在兹乎。　二十二、不夺人利，议盐铁与榷酤诫厚敛及杂税　问：盐铁之谋，榷酤之法，山海之利，关市之征，皆可以助佐征徭，又虑其侵削黎庶。舍之则乏用于军国，取之则夺利于生人，取舍之间，孰为可者？　臣闻君之所以为国者，人也；人之所以为命者，衣也；衣之所从者，农桑也。若不本于农桑而兴利者，虽圣人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又非从天来，必是巧取于人，曲成其利。利则日引而月长，人则日削而月？，至使人心穷，王泽竭。故臣但见其害，不见其利也。所以王者不货利，不言有无，耗羡之财不于府库，析毫之计不行于朝廷者，虑其利开而罪梯构。然则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非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节于中，人斯利矣，省用于外，人斯富矣。故唐尧、夏、禹、汉文之代，虽薄农桑之税，除关市之征，弃山海之饶，散盐铁之利，亦国足而人富安矣。何则？节而用省也。秦皇、汉武、隋炀之时，虽太半之赋，徵逆折之租，建榷酤之法，舟车之算，亦国乏而人贫弊矣。何则？不节而用不省也。盖所谓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夫利散于下，则人逸而富，利壅于上，则人劳而贫。故下劳则上无以自安，人富则君孰与不足？《礼记》曰：“人以君为心，君以人为。”《诗》曰：“恺悌君，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劳而心逸者也，未有富而父贫者也，臣又闻地之生财，多少有限，人之利，众寡有常，若盈于上，则耗于下，利于彼，则害于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统，国无异政，家无异风。若夺其利则害生，害不加于人，何加乎？若除其害则利生，利不归于人，何归乎？故夺之也，如尽于下，本或不存；与之也，同漏于贮中，利将焉往。与夺利害，断可知焉。是以善为国者，不求非农桑之产，不重非衣之货，不用计数之吏，不畜聚敛之臣，闻榷之谋，则思侵削于下，见羡馀之利，则念诛求于人，然后德泽而歌咏作矣。故曰利一孔者王，利二孔者，利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国人者，贵本业而贱末利也。　二十三、议盐法之弊，论盐商之幸　臣伏以国家盐之法久矣，盐之利厚矣。盖法久则弊起，弊起则法隳，利厚则生，生则利薄。臣以为隳薄之由，由乎院场太多，吏职太众故也。何者？今之主者，岁考其课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赏罚焉。院场既多，则各虑其商旅之不来也，故羡其盐而多与焉；吏职既众，则各惧其课利之不优也，故慢其货而苟得焉。盐羡则幸生，而无厌之商趋矣；货慢则滥作，而无用之矣。所以盐愈费而官愈耗，货愈虚而商愈饶，法虽行而缘，课虽存而利失。今若减其吏职，省其院场，审货帛之，谨盐量之，使月有常利，岁有常程，自然盐不诱商，则无羡盐矣，吏不争课，则无滥货矣，盐不滥，货不滥，则法自张而利复兴矣。利害之效，岂不然乎？臣又见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为盐商，率皆多藏私财，别营裨贩，少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则庇于盐籍，利尽于私室。此乃下有耗于商农，上无益于榷明矣。山海之饶，盐铁之利，利归于人，政之上也，利归于国，政之次也。若上不归于人，次又不归于国，使幸人党，得以自资，此乃政之疵，国之蠹也。今若划革弊法，沙汰商，使下无侥幸之人，上得析毫之计，斯又去弊兴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详之。　二十四、议罢漕运可否　问：秦居上腴，利号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赋不充，故岁漕山东谷四百万斛，用给京师，其间旱不时，赈贷贫乏。今议者罢运谷而收脚价，籴粟而折税钱，但未知利于彼乎？而害于此乎？　臣闻议者将罢漕运于江淮，请和籴于关辅，以省其费，以便于人。臣愚以为救一时之弊则可也，若以为长久之法，则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洛而西，仍岁丰稔。彼人困于艰，此谷贱于伤农，困则难于发租，贱则易于乞籴，斯则不便于彼，而无害于此矣。此臣所谓救一时之弊则可也。若举而为法，徇以为常，臣虽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所凑也，万人所会也，六军所聚也，虽利称近蜀之饶，犹未能足其用，虽田有上腴之利，犹不得充其费，况可日削其谷，月？其乎？故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廪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则用舍利害，可明徵矣。夫赍敛籴之资，省漕运之费，非无利也，盖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胜其害。挽江淮之租，赡关辅之，非无害也，盖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胜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无小利也，事之大利者，不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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