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作；诸侯放恣，士横议。孔惧，作《秋》以一王法，于是记言事以为？贬，尽闻见以为实辞。举凡例以为异同，此夫之所见也，故书之；所闻异同，此夫之所闻也，故书之；所传闻异同，此夫之所传闻也，故书之。非此三者，夫不书，此圣人之志也。非当十二公之事，圣人以为易；过十二公之事，圣人以为难明矣。六经之作，圣人所以明天，正人，助治。苟非大者，君不学；苟非远者，君不言。学大则君之德崇，言远则君之业广。故仲尼叹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于是叙书即起《尧典》，称乐则《韶武》，论诗即始《周南》，修《秋》则绳以文武之。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至于幽、厉、桓、庄，逶迤陵颓，斯不足徵也。故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无桓文之事者，岂不教尊而后，师圣而后功倍者也？曾曰：“尊其所闻，则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　又来书罪长《自序》云：“夫没五百年而《史记》作，非圣人而修圣人之名者，素王之篡臣也。”则矣，愚以为未尽。昔周公制礼五百年，而夫修《秋》，夫没五百年，而长修《史记》。迁虽不得圣人之，而继圣人之志；不得圣人之才，而得圣人之旨，自以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迁之没，已千载矣，迁之史，未有继之者，谓之命世，不亦宜乎？噫！迁承灭学之后，修废起滞，以论天下之际，以通古今之变，而微迁叙事，广其所闻，是轩辕之几灭矣。推而广之，亦非罪也。且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得非圣人，此迁之罪也。不在于叙远古，示将来也。足下岂不谓然乎？　夫圣人之于《秋》，所以教人善恶也，修经志之，书法以劝之，立例以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学也。苟不以其示人，则圣人不复修《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则后世不复师圣人矣。故夫求圣人之，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贬是也，而迁舍之。《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于经也。以迁之雄才，奋史笔，不虚，不隐恶，守凡例而书之，则与左氏并驱争先矣。苟知圣人之法，则知《秋》之可兴；知《秋》之可兴，则君乎哉！宇文生近之矣。　昔者仲尼门人，得其门者，然后见宗庙之；升其堂者，然后见雅颂之声；其室者，然后见德之奥。虽有污隆，有浅，然当其所得，莫不有圣人之。故言而为经，动而为教者学也，不学而至者无焉。故曰：“不登山，不知天之大也；不临？，不知地之广也；不游圣人之门，不知德之富也。”　今大雅既隐，贤人随之，苟非君，孰能知？宇文生居于今之世，行于古之，君以为难。前志之所遗，此之所得，君以为难。为仆之。夫言大者不可以小说，应黄钟者不可以末音，师圣人者不可以无法，三者知之斯为难。文之为难，斯又难之。仆智不足，而言之。顿首。　与州卢大夫论文书　顿首：别后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兴尽。日为外事所挠，有笔语两大卷，或不得已而为之，或有为而为之。既为颇近教化，谨录呈上，望览讫一笑。夫文生于情，情生于哀乐，哀乐生于治。故君哀乐而为文章，以知治之本。屈宋以降，则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声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则而亡兴致。教化兴亡，则君之风尽，故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自夫至梁陈，三变以至衰弱。嗟乎！《关雎》兴而周盛，王泽竭而诗不作，作则王兴矣。天其或者肇往时之，为圣唐之治，兴三代之文者乎？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况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气，尽先王之教？在吾复而行者，鼓而生之。冕顿首。　与徐给事论文书　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系于国风；故在君之心为志，形君之言为文，论君之为教。《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之文也。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虽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不为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为《大人赋》以讽，帝览之，飘然有凌？之气。故扬雄病之曰：“讽则讽矣，吾恐不免于劝也。”盖文有馀而质不足则，才有馀而雅不足则；不返，使人有丽之心，此文之病也。雄虽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贾生、董仲舒而已。仆自下车，为外事所，而应之，为文不觉成卷。意虽复古而不逮古，则不足以议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见古人之心，在于文乎？苟无文，又不得见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　猥辱来问，旷然独见，以为齿发渐衰，人情所惜也；亲远，人情不忘也。大哉君之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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