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例如各大名都有替他们在城市里贩卖农作的“藏元”所谓“回船”也等于定期航线，也有他们互相保险的办法。商会的组织则称“诸仲问”批发商则称“间屋”明治维新只要给它加一个新的层机构，则所有商业制的办法都行得通。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面而已。况且明治维新专注重工商业的发达，将农民的生活置诸脑后，一般学者都认为这是第二次大战以前日本政局受“军阀” 及“财阀”互相垄断的主因。这农村问题还要等到战后，在麦克阿瑟的政令下解失所以也不是没有付严重的代价。

从以上情形观察，以中国历史一百年或两百年的立场作基，不能和世界历史衔合。如果要持短期历史的观，则不仅威斯件及（Respighi）的音乐不能听，即孔的仁民也是反动。假使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退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municipalfranchise）为基，和日本的六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向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经过很多血惨剧，才能造成可以在数目字理的形势。据我揣测，只能用这样的解释，才能渐渐促使当日曾受内战影响的两方同胞，今日于台湾海峡两岸客观的接受。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宣传工，但是荷兰初成的联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和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为联制在南方姑息隶制度，终发生内战。日本在19世纪尽量学西欧，对农民生活则不顾及，也可以算作一国两制，而引起滔天战祸的悲剧。一国两制的神需要彼此将光看远，在长久的历史中，找到合作的逻辑，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不致起来越远。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今日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践的。六七十年前孙中山先生著三民主义就提到一方面即要限制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扶植私人资本，骤看起来，也是自相矛盾，孙先生也被批评为不着实际，今日看来，实在是世界一般趋势。况且国虽称资本主义国家，也并没有放弃限制私人资本的立场，而最令我们存信心的，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主义” 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都是要在绝境于“柳暗明”之中突过难关，创造一新环境。英国实行民主，还保存一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皇室，日本的博士在第二次大战前作“天皇机关说”大有离经叛的意思。今日其学说即已为事实印证。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法家、家及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怫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可能亦成为可能。

这样解释历史，和很多人所说的“历史主义” （historicism）相近。看起来好像应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能发生，理德没有真实的意义，再调说优胜劣败“力量即是正义”（Might is right），但是这社会天演论（Social Darwinism），乃前世纪遗，也不是我读书的经验。

《万历十五年》指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德可以全不要，只是德的观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德问题。因为德是一切意义的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今日全世界于原武的威胁下，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