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越城门一步，违者以扰民论，律死。他们和百姓接的方式是派皂隶票传当事人前来官衙，三传不到，才能下令拘捕。洪武皇帝还亲自著成一本名为《大法》的小册，通过的案例以阐述他实行严刑峻法的原因。百姓中每家每都必需置备一册，如果遭受官府欺压而沉冤不能昭雪，有必要叩降鸣冤，这本《大浩》可以代替通行证。

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每一乡村为单位，构成一个近于自治的集团，照中央政府的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组一村内设“申明亭”和“摆善条’各一座，前者为村中替老仲裁产业、婚姻、争斗等纠纷的场所，后者则用以表杨村民中为人所钦佩的善行。一年两度，在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村民大宴，名曰“乡饮”在分饮之前，与会者必须恭听年德助者的训辞和选读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这一场合还要申饬行为不检的村民。如果此人既无改悔的决心而又规避不到，那就要被大众称为“顽民”并呈请政府把他充军到边疆。

在为全国农村规划这样一张蓝图的同时，洪武皇帝又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纪绑、地方等级人士，从朝廷内的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龙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1397年，据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产700亩以上的地主计有14341。他们的名单被备案呈报御前，洪武皇帝批难他们保持自己的产业，但同时加之以很多服役的义务，件使其家产不致无限地扩大。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象的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售”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在财政制度上，政府规定了面积征收田赋，除浙西（当时的浙西包括今日的苏南）而外，其他地区的税率都比较低。征收不分贫富，其限制富的办法即上述的服役。这服役名目繁多，而且累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驿站所需的匹、船轿和饮，完全自大供给，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

地方支中数字最难固定的项目，即来往官员的旅费。这笔费用既由各大分摊，所以大分的地方政府，其财政开支大都据固定的数字。同时又因为开支涉及的范围很小，多数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其有特殊情况不能自给的，规定应由距离最近而有赢余的地区直接补贴。这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推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在洪武末年5000名金吾卫军士的军饷不是由国库支，而是指定应天府内5000个纳税人把他们应的税米直接送到这5000名军士的家里。这以赢补亏而不由上级机关总揽收支以节约通、通讯、簿记、仓库理等各项后勤支的财政制度贯彻于本朝的始终。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理。到后来税收已由实折为现银。这原始的方式也由于积重难返，而且中级机构又缺乏组织，而无法完全改变。

显而易见，这财政制度的弊病在于缺乏弹，不能适应环境而调整。各府县的税率、税额长期凝固，即使耕地的收获量增加，其利益也为业主和利贷者分，于国库则无所研益。在传统经济中的主要成分农业的税收情形尚且如此，对视为本生的工商业，自然也是照此办的。

造成这财政经济上凝固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文官制度的统一和协调。各个地方官既已据洪武皇帝所制定的原则，以农村的简朴为行政的着，那么少数文官想要刺激较为活跃的经济门例如商业，或者是想改革供应制度以总收专发，保持收和支的合理弹，则势必在整个文官集团中另起炉灶，培养一批技术人员。其甄别，训练，理，考，升洲也都要和一般行政人员不同。这样，势必演变而为两不同的法令和两个不同的组织。而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传统的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它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格作为标榜，而资成全社会向它看齐。俭朴本来是一德，然而在这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的低能。

现在又要回到海瑞。他把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则奉为金科玉律，不准民间制造奢侈品，诸如怎靖凌云、宛红撒金纸、斗糖斗缠、大定胜饼桌席等等，都在严禁之列。他一意重农，力追往古，调“两汉力田孝弟并科之意，隆礼相，惟上意向，唯民趋之，一归本业，力返真纯”希冀以个人的力量，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但是他和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政府的绝大分收自农民，而在海瑞任巡抚的时候，大分农民又都受利贷的压迫和威胁。政府缺乏资金，农民无法从政府机构获得低利率的贷款。当时民间的借贷机构是当铺，明款利率之自不待言；即便是亲戚邻右的贷款，也决不会温情脉脉地降低利率。既然如此，政府所规定的限制利贷的条文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自洪武开国到海瑞任巡抚，其间已历200年。很多的变化已经在这200年间发生。当年送达御前以备御览的14000多家富，已经为新的富所代替。这些新兴的富，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土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国的现金和实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间隙中漏来的钱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更为重要的是，文官集团已经成熟。洪武时代的8000官员，现在已经扩大为两万人。当年不准下乡的禁令早已废止，但事实上他们也极少再有下乡的需要，因为很多的人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是更多地关心于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