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在1583年的夏天到1585的夏天，申时行似乎觉到有一个政治上的黑箍在自己脑袋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加。反对他的以年轻的京官居多，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摸清皇帝对申先生的真实态度，一时不敢造次，但是攻击已经逐渐展开。他们首先质问：张居正的四个儿，三个得中士，其中两个人翰林院，申时行当日为会试时主试官之一，难和他没有关系？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他们接着又建议，今后大学士的儿一律不得参加会试，这矛显然是针对申时行的长申用撤。再接着他们又弹劾吏尚书杨巍，说他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乃是首辅专权跋扈。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是他们参劾礼尚书徐学漠却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在选择皇帝陵墓的地址时，没有广泛地听取港舆专家的意见，以致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但真正原因乃是徐学漠已被视为张居正的私人，而他在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申用嘉。

这攻击是经过思熟虑，照预定步骤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富的家琐事，或者以论利和研究尾发难引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场锋的人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这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里的人，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而对着这布置周详的攻击，申时行险些垮台；再加以启愚一案，他更是被拖到了悬崖边上。然而人意料之外的乃是他住了这攻击。在这危机中摇而不坠，以后重又站稳了脚跟。这是申时行生活史上的一大胜利，使他的政治地位更趋巩固。

启愚翰林院，曾任南京和北京的国监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由于申时行的推荐，他以礼都右侍郎的份充任皇帝的经筵讲官。照过去成例，他之被任为大学士已是指日间事。和申时行一样，他还很可能为来日之首辅。只是启愚命运乖违，正在官运亨通之际，忽然被人检举。几年之前他主持应天府乡试所试题“舜亦以命禹”这时被认为宣扬掸让，即是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在有德者则君临天下的前提内，这也就是向张劝。这一攻击既险又毒辣，因为它正中了皇帝心理上的要害。攻击者预料，启愚为申时行提，在这严重罪状面前，申必然要面为辩护，于是就可以）顺推舟地搞垮申时行。

果然计如神，案件一发动，申时行而为启愚辩护。攻击者照原定署参劾申时行，又如预料申被参离职家居待勘，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过几天也被参劾，也同样在家听候理。

只是攻击者没有预料的，乃是这一场大风狼，使万历皇帝作了长时间上的考虑。他把迹象联系起来，逐渐明白了这些检举参劾的真实用意。何以这群“保皇党”当初在启愚题劝的时候一言不发，今日张居正已经倒台则又振振有辞？可见他们也另有其“”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主持会试的门生，如果搞垮申时行和许国，即可以拥护王锡爵担任首辅。事不凑巧，王锡爵责示了充分的明智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反而向万历皇帝上书称赞首辅申时行“泊然中，重国，惜人才”

于是圣意乃决，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皇帝特遣的宦官到两位阁老家里央请他们来视事。攻击者因之不能再加置像。但是为了保持文官间的平衡，也为了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罚。直到数月之后风波平息，万历才把其中最激烈的分各降三级，首先参劾启愚的御史，也调到外省；至于启愚为生事之端，即便从轻理，也不能认为全无过失，可以令之置事外，乃以“题谬妄”的罪名，被颁夺文官份和以前恩赐的祖先浩命。

张居正一案的余波，到此才完全结束。故太师的衔既然被俄家产也已没收，儿士翰林的名称又经一笔勾销，今后即再暴他所培植的私人亦不能使皇帝激动，自此朝廷内的文官还要互相攻击，则必须另找新的题目来文章，而不能再在张居正的骄奢无或者窥窃神上大加发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