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接待。几家属旅行，或以私籍公，需索驿站者，查后立加严惩。但是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需索车船只，并及于扛格行李的夫役。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励行节俭，但是他却不能以作则，这当然不能不贻人以实。上述情形，也许可以推说为下人蒙蔽；然而他在私人函件中屡次提到他亲信的文官曾向他赠送贵重的“礼”包括现金和田地，这就不仅使他无法自解，也使对他同情的人不能置辩。也许在他看来，他自己的奢华和别人的节俭不过是因地位不同因而各有本分。但是在他的政敌的心目中，这就是言行不一的一大证据；即在一般人看来，这至少也是德上的疵暇。这些地方也使万历丧失对元辅老师的一番尊敬，因为事实在，不像“谋逆篡位”一罪状，虽然严重，却令人难于置信。

张居正的最后几年里，对他的批评者非常，而对有名的文士尤甚。这些名士生平只知用华的文章大言欺人，决不会对他崇实的作风起好；因之他也就视此人为寇仇。如果申时行有机会对他前任和后台老板发牢，他一定会指张居正对待这般人的态度未免过分，而且由此而牵累了自己。因为在这些人中，他总是张居正的私人。平心而论，张居正对待一般文人，确乎过于偏激而有失宽厚。这些撰写文章的专家据“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认为他们的诗词歌赋是赢得厚禄官的资本。张居正纵使因为他们没有济世之才而加以摈斥，也不妨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敬而远之，不去怒他们。例如王世贞，是本朝数一数二的散文大家，又和张居正同年得中士，理说应该情谊厚，然而清形却不是这样。王世贞一心想尚书，多次主动向张居正表示亲近，替他的父母作寿序，又赠送了许多礼，包括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但是张居正却无动于衷，反而写信给王世贞，说什么“才人见忌，自古已然。吴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乃全”前两句恭维，其后则把王比作脆弱而不湛使用的武看待，只能摆在盒里让人赞赏他雕铸之，却不能用以斩将夺旗。王世贞当然不曾忘记这段羞辱，他日后为他的同年作《张公居正传》时，也就以牙还牙，行间字里，酸辣兼备；其中提及申时行，也多轻蔑之语。

还有一个文坛健将汪昆，凑巧也是张居正的同年，他官至兵侍郎，有一笔由他经手的边防公款，经监察官查认为账目中有不实之；而汪提供的报销，却用华丽动人的散文写成。张居正对此事极不满，他铁面无私地在一封信上指“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汪侍郎虽有芝兰之，然而却开放在众人行经的路上，理公路的员工张居正也不得不把这名异卉一锄所去。这封信刚刚写完，汪昆就被迫退休。

张居正开罪于文人有如上述二例。这也表现他虽为首辅，却没有认清文官集团还有另一双重格。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人，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张居正照过去的光仍然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对其中最率众望的人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机四伏之际，他才发现了这一，并且引用怫家经义，作为自己神上的解脱，说是：“如火火聚，得清凉门。’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静的觉，则他虽尚在人间居首辅，却已经把自己当作烈士看待了。

申时行没有烈土的决心。他坐在前任的书案之后，认为张居正当年如能避免各错误，他就没有自我牺牲的必要。申时行记得清楚：在万历初年大家对张居正还心存钦慕，他们没有责成这个首辅舍弃旧章，创造一个新的行政系统。他们心目中的大政治家，应当以个人的声望来调和各极端。在一般情形之下，他需要用明确而定的态度理公务；但这标准只能维持到一定的限度。事态的发展逾于限度之外，则就要用想来原谅各人的过失。首辅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使各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如是。对他们起化和领导的作用，即为申时行所称的“诚意”

除非把全文官罢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为首辅的人只能和文官合作，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限则有。他必须恰如其分地理此中矛盾。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尾两端”之类，就只能付诸一笑。

申时行下决心当和事佬，固有以上的理论及经验作背景，但也与个人利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