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和中国人结婚，并且决定留在中国，通常会备受好评，被认定有异国品味，心尚，愿意和中国人同甘共苦。我们这些往相反方向飘的人就得到不同的评价了，很少国人会相信，我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相反地，他们认定我们是到已开发工业国家去追求质上的舒适，其中包括自己的浴室等方便的设备。不幸的是，这样的批评自有几分理。以我的情况而言，因为我必须以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语言来书写，批评家可以轻易指证我模仿笨拙，思想肤浅，这说法其实不算错。在国永久居留了数十年后，我已经成为国公民。我不知父亲会何想，记得我十四岁时，告诉他小泉八云本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或国人，后来才成为日本公民，取了日本名字。“可耻！”父亲说“对他的祖国真是一大耻辱！”对他而言，公民权就是国籍，是由生决定的。

不过，不论是贵或可耻，另一边的草地总是比较绿。有时为了求变化，我不介意某一天混合绿及紫，虽然我平常比较喜蓝。说来奇怪，直到最近，在中国还没有人能到。因此，不论我父亲是否喜，我必须接受下列事实：世界已经一个新时代，选择的自由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父亲很有适应能力，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他会了解这一切的。

既然我已不知不觉跨过了文化疆界，我的见证可能有分的参考价值。例如，有混合文化背景的我，看“文化大革命”的角度，就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混合背景的人。虽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调平等，但从我的观来看，却代表一场撤退回中国农民式纯朴的运动，以便于理。为了保持公认的传统价值，必须去除穿跟鞋和留着长卷发的女人。不可以有探戈、狐步、有红印的咖啡杯，甚至布朗(CharlotteBronte)或萨克雷(Thackeray)。《简》和《浮华世界》能提供什么呢？年轻女上已婚男人；貌似忠贞的寡妇思念丈夫的老友；丈夫狱时，不忠的妻在家款待仰慕者。仿佛这些还不够腐化似的，还有少女在教会学校为而大打手，男生被鼓励互添，用金钱当奖赏！在中国要度日已日益复杂，没有这些扰攘，中国人会过得更好！

难我的生活不也变得很复杂吗？有时我会这么认为。也就是说，有时我会疲于多边的人际关系，不会引以为乐。这时，多希望能将满满的经验换更基本的事，例如我可以完全理的简单问题。然而，当我再细想时，我故事中的所有人不是一度也有同样的念吗？中国的问题在于，以庞大农业社会的单纯结构，突然之间必须响应现代世界的挑战，难怪会产生矛盾与复杂的问题。就我所观察，每个有个、力量或野心的人，无不想以组织上可以理的方式，试着解决问题：蒋介石借着冥思的训练和伪装。泽东用辩证的权威，把所有意见转成群众路线的唯一选择。一度被指定为他接班人的林彪，更想加以一步简化。史迪威为中国而努力，只打算理一分的问题，剩下的留给其他人。几乎是我父执辈的郑国，信所有的难都可以被耐心所克服，组织的不足绝对可以用公正和善意来弥补。那个七十一军运输队的张上尉，那个“小连长”可能比我有资格他的门生。趋向简单化也影响到日本人。冈村宁次在握拳参加受降典礼前，一定也会和战友有同样的信念，也就是日本一旦承担起领袖角，日本人的一丝不苟既然在日本奏效，必定可以协助亚洲从混中打造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也就是诞生自这个简单的想法。任何人都可以表达他对上述途径的偏好，但问题在于：谁成功了？

将中国纳现代世界的任务，可能尚待完成。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必须采取综合主义，将现代西方的观念及原则合而一，其规模之大尚属空前。但在丽的辞藻得以落实之前，我也许必须继续扮演失败记录者的角。除非过去的所有不足之都予以揭，很难了解想象问题的层面有多庞大。在所有的神话都被解构前，任何对未来的蓝图都不过是幻想。

和我在国民党或共产党朋友的牺牲相比，我为这个故事所付的代价微乎其微。其中之一就是廖沫沙，我已经有四十年没有看到他了。四十年！在“文化大革命”后，他已获得平反。他一度享有位，像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认定思想正确，受邀回莫斯科写作及版。近来他却不再受到这样的肯定。他上一回见到我妹妹时，传达对我的劝告，并说我如果留在中国，一定熬不过“文化大革命”我们之间的观仍有歧异之，但他同意替我将在北京版的书题辞。我应该很激。一如往例，我常让自己陷困境，但总有办法避开致命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