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受邀其中一个卧房。我们在地上铺张毯，像野餐一样，坐着玩牌。我喜她的小外甥，让他骑在我的肩上，背着他上楼，教他唱：“谁要买小孩？我们有小孩要卖！”但有一次我太过兴奋，忘记楼梯的门楣很低，结果小男孩的就撞到了。他放声大哭，但辛妮的姊姊和蔼笑着，把小孩抱走，一边说：“没关系，不用担心。”

如果辛妮的姊姊、姊夫、哥哥、嫂嫂都不介意，我们也应该不介意才对。所以人人都应该结婚，生计不成问题，人过多也不是问题。人愈多愈好，因为大家可以彼此帮忙，这样的神持续推动中国，不论是战争还是承平时期，不论是贫是富。但我不知在何时就学会反抗文化的制力，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没有就读林彪的抗日军政大学。他们开始对生活的每个层面贴上“主义”的标签时，这制力更形劲。也许正因如此，我经历人生中的象，有时爆笑，有时哀凄，有时发人思，可以说这并非意外。我生于1918年。次年，五四运动诞生，领袖人喊：“打倒孔家店！”这个号伴随着我成长，不断在耳边回响。辛妮可以质疑我：如果我要的无非是自己的浴室和小孩碰不到的门楣，直说就是了，没有必要把孔牵扯来。她说的可能没错。但对我而言，这些东西总是一起现，如果你屈服于其中一项，你也必须屈服于其他。因此，虽然床上的小女孩仍然保持着淘气的表情，牙齿轻咬下，嘴角尽是笑意，但我的情早已冷却。

下一次安来电问我近况如何时，我又和她去了。这次约会确定了我的疑心，我不知自己的是这女孩，还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两者是一样的。安不像白妇女一样有外显而非内缩的下，但她的双并不细长，而是又亮又大。她的化妆恰到好，刚好突显她细致的颧骨，在像我这样受到西方电影和杂志制约的睛中，显得非常引人。我们已习于欣赏雕刻般廓分明的线条，反而不太能接受中国式的柔和脸孔。安穿上跟鞋非常自在，她披上外衣时，衣袖飘飘，转时长发宛如波狼，一切显得再自然不过了。没有人会说，这个中国年轻女孩模仿西方的光鲜亮丽女郎。啊，安还很有主见，总是知自己在什么。

我的一位朋友王先生，一天多闲事建议我：“朋友，千万别想和那女人结婚，否则你会后悔。”

“为啥？”他虽然直言无讳，我却不会太生气，以为他不过是忌妒我有这么令人艳羡的对象。

他的回答更直截了当：“我告诉你吧，朋友，因为太太比丈夫聪明绝对没好！”

我吞下怒气，心里却不得不承认：王先生暗示安比我聪明，说的一都没错。她不时展现她的锐聪慧。有一次，她带着意味长的微笑，说她哥哥不过是公。这说法立刻激活我的防卫机制，我想不起来她哥哥哪一次不提到环游世界。我替自己找了一个借：“要有钱才能当公。”

“不，”安嘲笑我的天真“公就是公。如果要先有钱再谈玩乐，就不是公了。如果公没有钱，就用别人的钱。”

我无法理解，她也从不解释。我转而看着她咖啡杯上的红印，满腔疑问，不知从何问起。

我们去看电影《简》，这是她决定的。虽然我全神贯注，最后也只能承认自己看懂的分不及一半。我喜平克劳斯贝(BingCrosby)和琴·罗杰斯(GingerRogers)的电影，因为非常容易看懂。我喜《世佳人》和《煤气灯下》，原因是事先已经看过故事摘要。但是，要看没有中文字幕的《简》，当然是另一回事。

安很能掌握状况，她调我应该加英语及西方文明的基础。“对一个年近三十的人来说，”她警告我“已没多少时间学外语了。”我不能再愚蠢卖我在大学学的一德文，在军校听来的一丁儿俄文或日文，拿来炫耀更是完全不智。我应该练好英文，集中火力，专心去学好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