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嗣令左右批其颊。以后怀义诉于武后，后戒其北门，毋走南门宰相。

武则天的“革命”

这些故事本来也可以让小说家和浪漫派作家来理，可是若将这些轶事遗漏，则7世纪到8世纪初年中国史的完整也必受影响。换言之，李世民和武则天当时不少乐与恐怖的情事都与唐朝的制度有关，从迂回的路线追溯回去，则可见这些章节仍与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一脉相承。

从武后的纪录里，我们可以看吐蕃、突厥和契丹的蠢动，但这边境上的外患终被平定。严重的旱灾曾发生数起。武后的一项创举则为殿试，应考的人被领带到御座之前，由她亲自策问。特务政④治是她御宇期间的特征，不过受其威胁的乃是达官贵人而不是一般人民。她也以铜匦摆在公众场所令人告密。公元697年，她的特务目来俊臣自被死刑，恐怖政策稍为疏纵。可是除了以上几项，我们很难举在她专政期间，政策上和组织上的设施有哪些算是有创造的地方。武则天所谓革命带来一女之选择，她喜金、碧和白，于是她朝中的旗帜带着一新鲜的情调。她也据《周礼》将不少官衙重新命名，例如吏、、礼、兵、刑、工六她称之为天、地、、夏、秋、冬各官；也用鸾台凤阁的号目作为中枢机构的名称。

可是仅只以上的各项举止，足以使一个主要的朝代几至倾覆吗？甚至使太后自己的家分裂？历史有何凭藉会让如此一个份可疑的老妇人，在名义上与实质上，成为当日世界上最有名望而拥有最多人的国家的统治者达21年之久？假使武则天真有传统的标准所指责的狼藉声名，她如何会为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称赞，有如8世纪末唐朝正规谨慎的首相陆贽，明朝离经叛的思想家李贽和清朝以札记方式论史的赵翼，都异同声地恭维她？

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务必看清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凑的方式构成。在唐朝讲，均田制之能推行，一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而为宁静之功效。这计划付之实施，固然不能将丁田的分尽如理想上的数目字，但却在乡村中产生了好几百万小自耕农。只是如此这般的安排一经凝聚而固定化，则无法大规模调整。不仅提倡某一阶层或某一地域的经济利益无从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导私人从事这工作的组织能力。更为难的是，政府面对的问题，很少能有明确的方案。游牧民族这一问题，无从一刀截断。旱诸灾也只能等事到临才能筹划对策。除开利及开荒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经营足以使治理者和被治者在行动之中互有裨益。而且承平既久，政府更无实质。

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权后，公文的数量增多。一般说来其内容愈来愈形式化。即在隋时已有所谓“老吏抱犊死”的说法。和西方现代的政府比较，则后者有有组织的私人利益，与政府平行；这些利益足以向政府挑战，要求政府供给服务，它们也承担一分行政费用（可是即在西方这些情事至少也须待到1000年后现）。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其上端的行政工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责。要使这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

唐朝官员本提：朝廷治理全国的工，无非刑法和人事权。到武后时，从已揭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情事必已相当普遍。例如河北的官军不能抵御契丹的侵。事后各官员又以通敌罪惩罚民众，动辙以死刑，这情形需要中枢有机警，且能作有力的预，始能防范。

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上的机断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