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原理》已指英国耕地面积不宜再继续扩充，可是作者没有想象到现有面积内因技术增而可能产生的效果。作者已看英国前途在对外贸易和国际战争，却没有像19世纪后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索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联成一。李嘉图并未完全脱离重农主义的立场，他提到国际贸易对国民经济有更动的地方，一再以英国“每年土地和劳工生产数”去平衡它。更重要的，李嘉图没有想象信用可以人为的产生，他的货币离不开“纯金货币论”（bulliontheoryof摸ney）（这倒是有钱人的保守态度）。因之他之立场较为窄狭。

英国的人在19世纪由900万增至3200万，李嘉图在世之日，已到这人的压力，他既不愿开垦荒地，降低生活程度，又打不开新局面，因之他的学说不是没有良心，而是没有希望。这态度也代表当日一般风气。天赋人权说既经法国大革命试验，把一般人吓坏，理（reason）和自然法又被否定，而自由主义及功利主义尚待达尔文将《起源》（OntheOriginofSpecies1859）写成，更待哲学家把自然的现象与人类的行为搓一起，造成一“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气氛，才能继续发挥。在这当中的一段时间，思想界找不到一适当的理论去置人类的质生活。在研究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事后看来，当日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层机构与低层机构尚属全可以保留，但是当中的联系亟待调整，才能适应国家经济中农业比重降低，工商比重抬的趋势。

克思——资本主义的病理家

克思在李嘉图《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问世后一年生。凡是李嘉图所说，他都将之讲成一个反面的对照。事实上李嘉图首先调社会阶级，我们读李嘉图之《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也能更了解克思。例如李嘉图一再提到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克思则继普鲁东（PierrePdhon）之后，认为“财产即是盗窃”在《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序文，李嘉图一开就说，关于地租、利和工资之“自然的程”前人语焉不详。克思在《资本论》“原始聚积资本之秘密”则说最初资本之产生，乃由于“征服、役、抢劫和谋杀，简言之，以武力行之”李嘉图在书里面提到工资与利相克，可是即在“报酬递减律”展开时，劳工与资本家两个阶级仍然继续存在，作者没有提突破现况的建议。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却直言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实为经常状态，因之才可以打破僵局，与中国人所谓“穷则变，变则通”的立论相同。李嘉图的地租，说明与世俗所称之地租不同，而是每年付与地主为使用“土地原始且不可消灭的力量”之代价，半带象的格，似我们所说的“收成”所以和工资与利相对，就无从免除。同时《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里面用的地租又是相对的价格（此收成于最低收成之数）而不是绝对的价格，为理解之用，也不便罢免，否则他的经济学系统都将不存在。《共产党宣言》提倡，在经济最先的国家内，第一个步骤要“废除地产，将地租之施用，行于公众之宗旨”李嘉图认为税收总有减少投资于生产的趋势，即遗产税亦如是。

克思和恩格斯则主张累的所得税，所有产业一律不准遗传。

尚不止此，克思的“剩余价值”（英文surplusValue，德文Mehrwert，二者均经克思写书中），也是从李嘉图的劳力价值论推演而成。李嘉图认为凡都可能有使用价值（useval－ue）和换价值（exchangevalue），二者不必相等，例如空气与有使用价值而无换价值，金银有换价值而无使用价值。他又据亚当·斯密之说，认为换价值由劳力而定。一件品的换价值，在它为耕耘收获觅取制造的过程中，所使用劳力之多寡而有上下。即使用工厂的建筑及制造的机，也不改变这关系，因为建筑及机等等也无非由劳力制成，它们存储着的一分劳力，也在制造时渗了新商品里。而劳力也可以当作商品卖，它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除了市场价格系临时供求关系而定外，劳力的自然价格乃是作劳动时，劳工需要维持生活扶养家的必需品之代价。这样也讲得通，因为既是分工合作，公平易，则这个劳工既已参加劳动，付代价，那他所获得的报酬，以生活必需品的方式换，也是其他劳工胼手胝足之成果。他得的一份不能过多，也不能少。一商品在制造过程中使用许多劳力，产生了许多价值，这价值也相当于放在其他地方或尚未使用的同量劳力。这也就是说劳力的自然价格即是它的换价值。

这样的解释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前的生产关系，而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内之情况。长时间内平均计算，资本家以自然价格购买劳力制成商品，他不可能经常以这商品的换价值卖，因为换价值等于他付之工资时，则经营无利之可言。如果以制成品为工资，尤为不合理。例如劳工每日能制鞋一双。早上资本家以鞋一双付劳工，算作他的工资，晚上劳工也以鞋一双缴厂主，算是他一日工作之成果，这岂不是双方白费心力？这是李嘉图著书时未能瞻前顾后之。“他创立了一价值论，却在最重要的实用场合之中行不通，李嘉图的对方，不久即发现了这当中的矛盾，而用之以打破其整个学说。”

克思不承认劳力（la波r）为一有换价值之商品，因为它本为衡量事价值之尺度，不能又有价值，等于我们通常无法计算磅中之重量，和尺中之长度。资本家向劳工购买的并非劳力，而是“劳动”（德文Arbeitskraft，英文译为la波rpower；中文译为劳动力都不中肯），此字有服务质，有如“我替他当差”之“差”

克思又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换，以货币（M）换商品（C），分作两形式：一为C－M－C，亦即先从商品换货币，再由货币换商品，其目的在获取后者之使用价值。有如一个工厂将存货批发，得到现金，再购原料；或者一个匠将靴卖，购得，这当中的货币只是易之媒介，无资本之格。这两商品的换价值相等。（事实上也有不相等的，但是以上说法，带集，也是无数易之典型。因所述有度象的格，可以忽视日常生活中之例外，即卖贵买贱，背粜居奇，都可以闭目不计，克思即称此等事为“偶然”）

还有一换则为M－C－M，即货币换成商品，再换成货币，这第一个M有资本格，因为第二个M总比第一个M大，所以这公式也可写为M－C－M‘。其中的C乃是劳动，亦即服务之“服”当差之“差”所谓资本家购买“劳动”取得其使用价值，亦即钱雇人佣工，他所付工资亦即是劳工生活必需之资源（仿李嘉图），两者仍是相等。可是“劳动”的使用价值在工时消耗化为换价值（由血汗变成制成品），其间过程可能相当的漫长，这也就是说雇人作工，总可以令他多，劳工答应着为当差之差，无时间限制。资本家如令他工作10小时，预定7小时之劳力所产生之换价值已抵得所付工资之数，其他3小时所产生之换价值则为剩余价值，据前列公式可以写作M1＝M＋M此中M即为剩余价值（也可以超过10小时，克思则指敦烤面包的工人每日作工16小时）。利用厂房使用机不改变上述关系（仿李嘉图），因为它们囤集劳力所产生之价值，在制造时因折旧之故，已逐渐将此价值移到制成品。

李嘉图之后，继之以克思，很少人在提到资本主义这一题目时，不会联想到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这对中国的读者至为不利。我们瞻顾西方的现代社会，亟想知他们整个国家商业系，全国都能以数目字理的情况，这情况乃中国历史中所无，可是还未门径，已被自然价格和换价值等等名目混淆其实这些理论上的技巧（theoreticaltechnique），既非一般读者所能掌握，尤非治学之至要。至于雇人作工，多少给，在中国已早司空见惯，我们可以在史料中找无数例证，即要改革也用不着从读《资本论》开始。

在西方的历史过程中，经过古典派经济学家之后，资本主义显然已一个新阶段。我们也可以说原始式的，完全采取放任政策，不顾人本主义之资本主义，亦即李嘉图所提倡的资本主义，已成为历史陈迹。布罗代尔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它[本]即成了国家。”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方面是资本家掌握政府，一切以他们的利害为依归，这方法，不能持久。另一方面的解释，则是为资本主义的制长远着想，私人资本虽仍在政治中占有特殊之比重，这制已自动改革，将产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各社会问题逐渐缓和，继之次第消除。英国在《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版后两年，已经朝这方向走。1819年的工厂法案虽然为效极为有限，可是在保障童工、限制工作时间各方面已开立法之先河。1833年的法案则已非纸上文章，继之以1844、1847和1850年的法案，其大要已列《资本论》。虽然克思仍在说：“这还是不够”他仍在抗议，但情形已不能和改革之前相比。所以1848年的革命发生时，惊动了欧洲大陆无数国家，英国则屹然未动。因为在英国“即穷人也分享着这财富，虽说他们在工厂制度里是可怕的牺牲者”

站在纯粹技术的观来看（也就是低估意识形态），克思和《资本论》不失对资本主义为当喝，喻世警钟。这洋洋三册的经济论文，再加以另外洋洋三册的《剩余价值论》（TheoriemuberdenMehrwret），可以说是把反资本主义的理论写得无可复加，再加以《共产党宣言》指斥小资产阶级不仁不义，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无可衡量。除了克思主义者的直接行动外，我们无法否认，以上这些著作总带有挑战的威胁，对资本主义社会内自发的改革仍有激励的功效。

19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有理论上极端的对立，没有真正行动上可能确切分割的界线。责骂资本家剥削劳工的言论依然存在，可是所谓“福利国家”（welfarestate）观念，却也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产生。纵使我们承认剩余价值这一观念，在工作时间缩短，和最低工资经过立法限制的情形之下，工人所获得的早已打破克思著书时绝对的公式。况且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工又为消费者，他们所产生的消费市场也可以引起新的企业家另行制造新产品。这与李嘉图所持增现有资本家利才能保障雇佣的看法，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在信用扩大，专业经理人才增，和通通信条件愈为完备的情形下，资本主义的创造格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