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都与闻德国政治。韦伯早岁仰慕俾斯麦，后来改变了心意，希望德国采取国式民主。他参加了1919年德国代表团席凡尔和会，次年去世。宋特年轻时负有盛名，只因他的思想在普鲁士当局的中属于过激思想，多年来只能在二学校里教书，升不到教授的名位，到1917年才被柏林大学聘为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反克思主义的态度才较明显，言论也愈为激烈，以后接受了希特勒的国社主义。他于1941年逝世时，第二次大战已决战阶段。

魏纳·宋特（WernerSombart）生于1863年，麦克司·韦伯（MaxWeber）只比他小一岁。他们两人算是于同一学派，也经常被一起提起，可是个方面有很大差异。韦伯的工作比较脚踏实地，曾对罗帝国的农业作过实切的研究，他对中国的见解，也曾据当日翻译的资料作过字面上的认识。宋特阅读并非不广泛，但是他的立论不能说是透过某一方面的密考察作成，经常有天南地北，或是天行空的气概。韦伯的著作原来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他承认除非对欧洲经济史有更度的了解，他此刻所说不能成为定论。可是他56岁去逝，这计划无从实现。宋特则在他的三册《现代资本主义》（DerModerneKapitalismus）版，又经修订后，再继续以不同的专辑将他的意见接二连三发挥，所以他笔下的铺陈应当被视为斯人最后之见解。

《现代资本主义》初版发行于1902年，两年之后，韦伯之《新教理与资本主义神》才以杂志论文的方式连续刊。两人相同之则是他们都不同意英国经济学家以唯的方式看待资本主义（在这立场上克思也可以算作英国作家），而希望从德国传统的唯心主义，构成一“资本主义之神”以之批判资本主义。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之神自新教。首先即有路德所谓上帝之“呼唤”（calling，也可以译为“天命”）。自此之后“唯一能使上帝接受的生活方式，不是寺院，接受戒规，以超过人世的德标准，而是在现今的社会里将各人地位完成个别之义务，这才是天命”次之又有加尔文之命定论，被选获救之人与被谴罚的人，外表并无区别。信徒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相信自己之被选，以信心拒绝旁的引诱。“所以有时候人家说，一个加尔文的信徒，创造了他自己的救赎。”他不能像天主教徒那样经常在犯罪、忏悔、被赦和重新犯过之中打转，因之“一个通常人之德行为剔除了没有系统、没有计划的格，而接受一经常一致的方式”韦伯在他书上的“作者自序”不断重复提到“合理化”他用这个字，着重其中肃清了“不合理”（ir-rational）的成分，等于说在宗教上各人自存信心，在行动上则不应当再受迷信及各传统之限制。这已和本书一再说及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低层机构里，各事都要能自由而公平的互相换（interchangeable）之原则极为接近。惟其如此，信用之展开、经理之雇用、技术之合作，才能透穿整个社会，以数目字理的方式。韦伯则调资本主义之秘诀在“合理化的组织劳力”（rationalorganizationofla波r）。他更调这是“自由劳力”及“合法的自由劳力”论中国社会时，他指责宗法社会造成父母威权，宗祠放债收租，各村镇自成一经济单位，都有阻碍自由换的趋势，也都是“不合理”都妨碍“合理化的组织劳力”

然则所谓自由并不是人人各行其是，更不是每人自私自利，毫无心，不知忌惮。资本主义之神认为赚钱不是坏事，务必有如富兰克林所示模范，有诚恳的态度，以各人良心作主宰，每个人站在本的岗位上克尽厥职，又不好吃懒，于是这神才能发挥成一群众现象（massphenomenon），打破传统，取得最的地位（supremacy）。简言之，韦伯以为资本主义曾通过“格致知正心诚意修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阶段。不过，《大学》之在明明德；新教之理，则在质方面的成功。因为这功业固然不能使各人因此得救，却可以增加上帝之光荣，也是各人自信心的象征。

所以陶尼写着：“资本主义被解释为各个人大规模的行动，控制着大量资源，由投机、贷款、商业企划、海盗行为与战争，使主持人收到丰的收获，这是旧事，与人类历史一样的久远。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经济系统，以法律上自由的工资收者的组织为基础。由资本家及其经理人组成，以赚钱为目的，并且使社会上任何一分都受它的影响，这是现代新现象。”如此也印证着本章开场白所说，所有权与雇佣凝结为一，在社会里带整的一情景。

韦伯并没有如他人之猜想，认为资本主义了“经济发展之福地，步之最后阶段”他知人类的弱，他也知禁主义没有前途。清教徒的勤俭寡没有别的路，必至发财。一旦钱多，则骄奢逸也跟着来，如是“宗教之面目犹在，其神则丧失殆尽”事实上这因果循环的现象，已因英国卫理公会派（Methodists）之现而坐实，表现着长江后狼推前狼，一个腐化，另一个取而代之，可是在他著书的时候，则连下一个替也找不到，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最盛，内中却全无宗教理之意义。韦伯怀疑，在“最后一吨煤烧完的时候”（等于我们今日说及最后一加仑汽油用尽的时候），是否会有预言者，指示新途径，或是过去的理想和观念又有一度翻新，去迎合新的局面，不然则不能磨洗既往，也不能开拓将来，只有全世界沦为机械式之僵化（mechanizedpetrification）。在未知数之间，作者无从预断。

宋特的书中也有类似的结论。他的论文既发行于韦伯之前，而且韦伯批评他的文字多，他却很少提及比他小一岁的同。照理讲，他是两人中之较富独创者。可是他于1913年著《资产阶级》（DerBourgeois，英译为TheQuintessenceofCapitialism，即《资本主义之萃》）时，说此书为他以前著作的一段总结，书中也隐约提到韦伯。我们摘要介绍两人论时，不妨将他摆在韦伯之后。

宋特认为资本主义神是由两神混合而成。先必有企业神（spiritofenterprise），次则有资产阶级神（波urgeoisspirit），大致与上述陶尼解释资本主义可分为新旧两段相仿。前者使用暴力，渗各投机及技巧，利用各发明及货币之力量，造成庄园制度、国家、文官组织及海外探险与商业公司。后者于中产阶级品德之发挥，主要的成分为勤苦、节俭、于计算。分析资本主义之源时，宋特采取族主义（racism）立场。本来韦伯已有此趋向，他在《新教理与资本主义神》曾说：人类生活分工合作之合理化经常现于西方，而不现于他“自然地使人怀疑遗传之差异，是其中最重要原因”接着他又说，他承认自己“倾向着相信生理上之遗传甚为重要”可是他仍保留的说，以当日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尚不容许他在数量上或质量上下结论。宋特之族主义则极端明显。在他看来，所有欧洲民族都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必要格，可是程度不同。因为资本主义之企业神首先来自战胜攻取，所以最初以罗民族成员（ethnicelement）及日耳曼民族最为重要，他们同属于“英雄式”民族（HeroicPeoples）。资产阶级的神则是“贸易民族”（TradingPeoples）的贡献，当中主要是佛罗萨人、苏格兰人及犹太人。

佛罗萨人可以列为一特殊民族，因为他们带有“希腊及埃楚斯卡（Etruscan）血统”苏格兰虽带有资本家的血缘，但苏格兰地的人民相反，因为他们属于盖尔特人（Celts）。这人只有低度倾向的（under－inclined）的资本主义格。因为同一族的原因，尔兰人也不会生意。法国人有盖尔特人的混血，这也可以解释资本主义不能度在法国展开之故。

无可否认，宋特受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他的研究，只要能稍微放弃主见，着重各国地理环境之不同，如调某国家的农业社会格，安土重迁，存积着很多传统的习惯，不容易抛弃去参加韦伯所谓“合理化的组织劳力”即言之成理，可以作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的据。又如他论人类迁，提犹太人之迁徙，基督教异端之被逐放，和欧洲人之移植洲，都有促资本主义之功效。此中亟应加的是这些人脱离了土地的约束，他们又有较的教育准，迁徒时也必带着相当的资本与技能，更在新环境内保持了各成员间的互通有无之必要，就已接近资本主义之格，而用不着混无法证明的“血缘资本主义”（germ－capitalism）。

以上资本主义神的解释，今日是否仍有其存在的价值？简单来说，其观已过时，现在虽有若用途，已两位作者及20世纪初期读者意料之外…

宋特作品除上述不受外，其他方面的理论有逐渐修正的趋势。一个作家的学问不能因其人品而动摇，但是如果其见解之本亦带机会主义成分，则另当别论。

资本主义原为质生活突飞猛间的一组织和一运动，皇权既因之改变质，社会阶级与国家观念也受有类似程度的影响。它在17世纪冲击英国时，人类史里无此前例，宗教之教义亦无能避其锋芒。虽说在这庞大的改组中，重要的因素必有互为因果的可能，可是也免不了正反分合的形势，此时用加尔文的教义来解释这庞大的变化，韦伯即难免“所迁移者重，手中掌握者轻”的批判了。加尔文主义在16、17世纪带有动质，在荷兰即分裂为控诉派及反控诉派（详第三章），英国也有加尔文教徒之称亚林派（Arminians）者，被控与大主教劳德（详第四章）为虎作伥，与议会派作对，也不可能与资本主义同。韦伯以新教理解释资本主义之兴，对天主教的国家之资本主义，远者如威尼斯，近者如比利时，无所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