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克威尔军中的独立派提的办法也缺乏传统习惯之支持。既要再造政治系之理论，则不妨针对时间，模仿自然科学作社会科学之蓝本。其书之名称为灵，虚构之人，可见得他一直以自己的想象力和逻辑作论说的据。霍布斯写作的最大长，不在其人本主义（humanist）的情景，而是在其提改造时要求的贯彻到底。他既以人类的自私作政治生活之基，其负因素也先要负到极端，然后其积极才明显而有力量。

《灵》中提及人民因要避免惨死和无边的恐惧，才以一社会契约的方式组织国家与政府。每个公民放弃分原本的无限自由，所谓国家因此而产生。国家最主权授予一人或一群人，此即“灵”他（或他们，下同）不是国民公约的签字人，而是执行者。他接受全人民（只要过半数同意即可）的嘱托，代表他们以集之格对付个人。他享受了最荣誉的衔，也有无可分割的立法权。他的旨意成为法律，而本不受法律限制。因为他的任务在于维持治安，所以必须有判断各事之能力及解释各事之权威。这样的安排一经定妥，即不能更改，而且永远有效。

表面看来，这说法似乎前后矛盾。这一方面是由于著书人之古怪格。霍布斯不顾人之尔反尔、瞬息变化的个，而在一个局势飘摇国事没有着落之际要把国家社会之组织写成科学，所以《灵》每字每句都是定的毫不妥协。可是仔细看英文sovereign一字，原来是最主权人，经他一说起倒成了一个总经理。“他不可能伤害下属之任何人，下属也不当指斥他为不公平，因为他受兹人之命行事，不可能又伤害兹人。”这样的一个最主权人要不是像日后之英皇、英后，在理公众之事时丝毫不表现各人个及本利益，即像代议政治成熟时之议会，它本即系一切生命财产之集团，于理也不能侵犯其生命财产。作者虽调国家主权人之意志即成为法律，这却不是说立法可以仓卒为之或恣意为之。他的书中又有一节提及：“民法与自然法（naturallaw）并非二，它们不外为同一法律之两个分。其为成文法者为民法，其不成文者为自然法。”他又写：“法律颁布于人间，没有旁的用意，只不过限制某些人原始之自由，使他们不伤害旁人，而能互相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这句话表示立法总是将一个负因素加诸一个负因素之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如筑堤原为防止河之泛滥，当然不能随筑。国家最主权人在人民，授权委托他办事时必早已明了此宗旨。所以他既要防止过度的使用自由，又不能过度的防止。他本人在立法上之自由，乃技术上之自由，他可以在很多细微末节上把规章订好。

国家制订定之后，不得任意改变，也是基于既称宪法则不得朝令夕改之意。人民有服从最主权人之义务，后者相对而有保护他们之义务。这保护力量失效之时，也是服从终止之日。如果最主权人放弃他的政府，也不留下继承人，则国家解散，全民恢复到以前的绝对自由或无政府状态。这样不正常之事当然不能令之经常发生。除了这些条件之外，霍布斯也提有野心的英雄人、庞大的专业市镇，和专利铸币也都是国家之虑。所以纵使他书中写下很多绝对而肯定的字语，他政治哲学上的重仍是放任政策。这一早经不少有识之士指。一个现代学者写着：“霍布斯廓鲜明的个人主义使他的学说成为当日最有革命的哲学，他之赞成君主制度，不过是表面文章。”

《灵》的作者不容许教皇和僧侣与国家最主权人分权，他指神权由于人类的迷信，但宗教也不能完全不要，它可以导人为善。只是崇拜的仪式由国家指定，国民在形式上都要依样奉行，他们心目中信与不信，是自己的事。“信心系神之所赐，凡人也无法以赏罚而增益之。”所以霍布斯论宗教时属于“伊拉斯图派”（Erastian），亦即宗教没有本之价值，教会只替国家服务。

霍布斯是否为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和创始者？这也要看我们给资本主义的定义而定。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纯系一思想上的系统，其范围不过是一意识形态，甚至像有些学者的主张，资本主义以存积资本为人生之目的，则霍布斯不能为之。因为他认为，人类的意图乃据动者恒动的原则，已有一得陇望蜀之趋势，虽已丰衣足，仍怕明日衣之未周，因之才拚命努力，由互相竞争而动手厮杀，以至造成一个“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局面。则他的学说分明在防止这不合理之趋向，而不是鼓励其继续发展。这也就是说他的立场仍是德和理，而非纯粹之经济。

可是我们认为，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既有思想，也包括一组织与运动，而且要通过法制，所存资本才能累积。同时私人资本经过如此之安排，在社会产生服务质（这也是本书采取之观），则霍布斯有极大的贡献。只是在确定这观之前，我们务必看清他著书时英国社会的情势，而且把他时人的见解拿来一并分析。

极端派的理论

表面看来，霍布斯之著作包括《灵》及《政府论》（DeCive），纯系私人意见。内中虽提及若历史例证，也是随所至，其引用心理学分，也是初次尝试。倘使当日之人未能重视他的才华，霍布斯即无从树立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实际上霍氏并未被忽视。一方面《灵》一书中，持国王的名位在原始时代已是由人民选举，国家最主权人不会错事，纵使犯错也只是对神负责而不对臣下负责。所以在议会派看来，他实在是替专制皇权张目。而另一方面他也说及，最主权可以属于一人，也可以属于一群人，而最主权人不能保护人民之日，也是人民离弃他之时，又像是赞成清教徒的革命，替克威尔捧场，因此也不能讨好保皇党。如此一来他两生事，倒替自己造成一个在学术上孤独的地位。

其实，当查理一世被弑，克威尔不由自主地了一个独裁者，而查理二世虽然主持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却发觉王位的意义已非昔比。这些情形表现英国国家制正在激变，没有人能阻止这改变，甚至没有人能掌握这大规模的更革。霍布斯在这国家没有主宰，人情惶惑的时代创造新论，其功用不在当日，而在未来。他在书中制造了一个全能的大怪，不仅满足个人的幻想，灵更可以解释为一个有经济格的现代政府。

据估计，17世纪英国半数以上的男以当佣工度日，如果将半佣工一并算，被雇的人可能为全男数之2／3。因此社会上对市场经济的变化至为。斯图亚特王朝对工资及价的涉，主旨在防止失业。只是当日法制未备，全国的商业组织尚未就绪，政府所能控制者尤其有限，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更可能因涉而使局势更坏，以致到失却人心。时人没有历史上的经验，总以为问题可以局解决。第一次及第二次内战之间，克威尔军中已有所谓“均平主义者”（Level－lers）现。他们散布传单提倡自由平等，着重英国人之人权利（Englishman’sbirthright），要求开放选举。他们的理论则是一个人纵没有外的财产，他的人既为生产者，则此人也应当被当作资产者看待。有些均平主义者着重劳动力也是一商品，与现代克思主义者所说相同。不过他们又是个人主义者，在政治上主张除了仆役乞丐依人而生存者外，凡人都应有选举权。克威尔则以为这说法和法，已威胁一般人所谓之资产而严格取缔。全民选举（universalsuffrage或universalmanhoodsuffrage）是近世纪的一般趋势。它据一民主的原则：大凡一个政府统辖全民，虽被辖者为一夫一妇，也应当由这匹夫匹妇面承认这统辖之制。可是在17世纪的英国，经济基层的组织尚未就绪，存积资本尚待展开，民智仍为闭，通通信条件又不备。此时即倡言一个赤的人在社会上应享有某权利，纵在哲学上和人主义上言之合理，其在代议政治的程序中却难洽。所以也难怪克威尔对这说法嗤之以鼻。同时我们亦可看，一政治思想能否被接受，其本好坏不说，时机（timing）也是值得注意的因素。

较均平主义者更激者为“掘地者”（Diggers）。这名词起于1649年，当时有主张全废止私人财产者，其人数不多，大概只数十或百人，聚集在敦之南的瑞（Surrey）擅自发掘公地，播作，准备经营一年，以收获接济贫民，并且声称，这运动一展开，必会将全英国土地得无法私有。掘地者不久即为当地军警和地主人众驱逐，以后也未再生事端，只是他们的文字已广泛传。其中有一小册称：“不应当有领主或地主站在旁人之上。世间应为全人类之男儿女儿而存在，使他们自由而生存。”因之掘地者被称为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他们的思想来源不自现代经济，而自圣经。他们的宗旨不仅过激，而且带着乌托思想。个人财产权固然足以造成贫富悬殊的现象，也足以沦为弱的工，可是国家与社会之制又无所凭籍来否定它。英国在17世纪中期已有如是过激派现，并非此等人士带有远见，而只表现封建制度崩溃已久，当中一个青黄不接之时代延续了两三个世纪，至此已山穷尽。英国之输大宗为羊，与农业攸关，有时也由外输谷，因之更受国际的经济力量激，如此不安的局面迫使当日知识分四寻觅新途径。可是右派加宗教力量和提倡君权神授等等说法既已搁浅，而左派之全民平等废止私人财产又不切实际，则历史上之资本主义的来临，已经在客观上备了一个无可避免的趋势。除非国家与社会都采取一较韧之组织，否则不能产生适时应变的能力，去对付一个千变万化的国际经济力量。这组织基于内中各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换，前已言之。要使其如此，则不能再放弃私人财产权，只有更加私人财产权。

《灵》书之日，距查理一世受刑及掘地者滋事才两年。这书中已有这样的倾向。霍布斯提议创造一个在立法上全能的层机构。以下我要指这层机构的功能带着厚的经济格。这两者在当时都是推陈新，彼此都算是打开局面。

《灵》的经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