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平民也仍能经商致富，超过金谱有名的人士。以后少数的贵族，有些沦落到极为穷困，目不识丁，靠救济金生活。亦间有平民也被升迁为贵族。例如1381年威尼斯击败那亚来犯之后，有平民30家包括一些小商人和工匠因军功升为贵族。

大会议人数太多，不能主持经常的事务，于是授权于参议院（senate）及四十人委员会（councilofforty）。这两个机构有司法及立法权，有时也合并开会，四十人委员会对刑事案件有复审权，有时像最法院，有时又起草重要的法案，也像一个委员会。此外统领也有统领委员会，似同内阁。前述的十人委员会，则完全是一个公安机构，所辖如国家保密局。不过威尼斯1000多年的历史内，这些机构的质常有变动，并且很多政治上的问题以幕后征集意见解决。各临时委员会（zonta）也多得不可胜数，如判决华立罗死刑之法，即系一个临时委员会。通常一个带活动的政客，同时兼摄好几的职务，如海军级将领也席参议院的会议，舰队的司令官则由统领和四十人委员会的目商询后委派。总之各任务互相牵连重叠，没有一个机构能独行其是。一般各机构的任职为一年，连选得连任，被选人一定要服务，不许推辞。

以今日看来，我们可以觉得威尼斯的制，让人内6％至7％的贵族去垄断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活动，无乃专制之甚。可是这在中世纪即算役有十分的民主，也已算开明。因为全民自治事实上不可想象。在几个小岛上，以一两千人主持国政，也包括了大致上应该缕列的人。欧洲在中世纪趋向近代时，占有土地之贵族（landednobility）和新兴的绅商常发生冲突。威尼斯没有封建的传统，也不设陆军，在大陆上作战通常以雇佣军（condottieri）为之，税则以间接税（如关税、货转税、盐公卖等）为主。在这条件之下，避免了上述的冲突，即在15世纪之后，在大陆上拥有相当多的领土，威城人士经营的农场仍只以收为主，其财富不特别造成一政治上的势力。

威尼斯名义上信奉天主教，但是她不受教皇约束，是另外一独特的现象。威城有60个到70个教区，每个教区的神父由区内房产所有人推举，然后由主教任命。主教及其他级的僧侣，由参议院提名后由统领通知教皇，教皇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自推候选人。威尼斯有她的圣主（patronsaint），此人即是圣可，其意义有如中国之城隍。威尼斯圣可教堂与统领之官邸毗连，等于统领的附属教堂。于是全城的宗教事宜也带有独立的气派，一般僧侣受贵族监视，有如各文官组织。于是引起一位现代学者说：“威尼斯之置教会事宜，好像罗简直就不存在。”

当神圣罗帝国与教廷长期斗争之际，威尼斯能够在两方之间左右逢源，由来已久。1177年她曾以和事佬的份邀请神圣罗皇帝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城中会面。中世纪以来，教廷与各侯王及国王冲突时，教皇执有一可怕的武，即是“开除教籍”此分加于国家首领及于全国全城。当施行时，对被分者之从属关系及所作誓辞与契约及义务，一律取消无效。天主教的神父也不得为他们主持养生送死的仪式。凡婚姻关系遗产转让等之受教规决定者，也失去凭籍。被开除教籍的人旅行于异域，即可以被本地人拘捕，他们的船只和货也可以听由掠取没收。历史上有名的事例，曾牵涉到神圣罗帝国之亨利四世及英王约翰，均在这分下不得已向教廷屈服。威尼斯受开除教籍的分不只一次，前已述及。1308年威城涉费瓦瓦（Ferrara）王之继承，而后者是教廷利益所在，因此被开除教籍。一时费瓦瓦附近的城镇联合抵抗威尼斯。威城不支，最后向教皇歉赔款了事。但是如此事情只产生外界的困难，没有引发内真正的危机，也仍归功于威尼斯之有力制域内长老僧侣。

自12世纪以来，在今日德国境内之王室贵族，分为两个党派，其影响所及也波及于意大利。保皇党（Ghibellines）支持神圣罗帝国之中央集权，其幕后多为各地之大地主及有历史地位的贵族。亲教廷派（Guelphs）多数赞成本地公民自治，通常代表新兴之社会经济势力（32）。这争执酝酿至13及14世纪，使无数的意大利城市陷于分裂的局面，而威尼斯始终没有介，这也仍是由于此地地主型的贵族不足构成独特的政治势力，而宗教方面之人员都已归并于城市中薪阶级之故。

威尼斯之属于资本主义的制，大分由于商业资本垄断了政府的功能，有如“提供资本的人纵了工业的很多门，而主要提供资本的人则是经商的贵族”而这制，也是由于此城市特殊环境及特别机缘而产生。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神诸清教徒，宋特谓之诸犹太教（详第一章），与威尼斯的情形都不符合。说到宗教，我们还可以提自中世纪以来，天主教对于“利贷”（usury）有极广泛的解释，甚至一般的贷款收息，也属于usury，不仅禁之于僧侣，也及于一般信徒。威尼斯首先不顾这禁例，后来教堂的申饬比较严格，威城表面服从，也颁布了一些防制利贷的法令，实际则留下技术上的漏，放贷收息行如故。

这城市国家的人民，曾被称为“文艺复兴期间最唯利是图、贪婪而特别注重质生活的人民”不论其公平与否，只是这气氛与其追究于任何宗派，不如说是人类的共通格。通过一特殊的机缘，才表现发挥无余，也更显示其卑劣的一面而已。威尼斯的犹太人，划住在大陆的禁区，只准业医，他们放贷给一般市民，禁不胜禁，这城市国家对付他们也有左右不定的形势。有时候让他们来岛上居住，过一时候又全驱逐。后来又让他们来城中，更定下规则，每次逗留不过15天，前要缀黄的圆圈，而且他们不得在岛上置地产开学校。所以犹太人纵在不同的时间内给了这城市不同的影响，却始终无法取得主动的地位。威尼斯社会上的商业格，还是要追究于本的历史与地理。

只是其社会的上层已有清一的形态，而且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又和他们的经理能力互为表里，其制下层的条件也比较容易得心应手。在此条件下，她于海沼之特殊地位仍属重要，否则即不能确切的掌握人。这城市曾经历传染病严重的灾害，1348年全城约一半人死于黑死病。以后经移民填补，大分来自意大利大陆。这些移民既为威城的工资引而来，初来时一定小心翼翼的希望被接受，就没有蠢动生事的趋向与动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