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天工夫才能前这三百多公里，然而这是真的，而且十分明显。他拿烟包，把烟斗慢腾腾地装去，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说：“当然，可是问题是，这个新发展把一切事情都改变了。没有任何预告说俄国人或者德国人下一步会怎么办。今天也许华沙上空会有一场混战。德国人也许会决定通知给半个小时，让中立国侨民撤去。”

“好吧，我会想法找到她，可是你知娜塔丽的脾气。”

“请告诉娜塔丽这不是我的信，”斯鲁特一手握着门把，着脑袋，用一张暴的声调说。“而是国政府的正式通知。我们不能再为在这房四周墙以外的任何人的安全

负责。如果我们突然在停火旗之下收拾东西从这里去——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而她偏偏不在，我不能因此而耽搁五分钟。我们走了，她就成为留在华沙的唯一外国人。如果她异想天开，炸弹没有把她炸死，纳粹没有把她杀死，她就能写一本书了。对她这样讲，好不好？”他使劲把门关上。

现在拜已经很熟悉去医院的路。他要穿过城里被德国人炮轰最厉害的分。一路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成堆的乌焦的瓦砾；街上是炸成的大坑，破毁的下，断了的电线，倒下的电话线杆，起的树，以及无数的碎玻璃、碎砖瓦、碎木片等等七八糟的东西。孩们在瓦砾堆上、在被毁的房里游戏。妇女们在天洗衣服，或者在太底下起一堆小木片的小火饭。活的人在坍倒的房里挖掘，清除街上纠缠的电线，把坑坑洼洼的路面铲平填平。几乎每一个人都显得愉快而一本正经；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尽拜已经看惯了。他没有逢到丧礼或者其他死亡的迹象。孩们在被毁的房里又，又爬，又笑，好象发现战争是一件有趣的新鲜事儿，学校显然是停课了。这里那里有几个包着黑巾的妇女低垂着坐在椅上或者石上。有的房在喂婴儿。许多脸呆板没表情的人在瓦砾堆里来去，张望着或者摸索着找东西。没有地方着火。这是任意破坏。一条街也许毫无损坏，而下一条街刚毁了一半，好象一架飞机一下把它带的炸弹同时抛了下来。在斜耸着的半毁的墙上，象舞台布景那样的房间悬在半空中，多多样的糊纸或者油漆彩斑驳地、凄惨地袒了来。拜看见一架毁坏了的钢琴从这么一间房间里半伸在空中。

他从医院的门厅挤了去。在这里，华沙的令人惊讶的乐气氛变成了一幅凄惨的可厌景象。受伤的人一堆堆、一群群地躺在大理石地板上，狼狈地等着包扎。男男女女，大多数衣服破烂，浑肮脏，有的，有的哭喊，有的昏迷，有波兰人，也有犹太人，都是血迹斑斑，衣服破碎，没有包扎，有的脸撕破了，有的臂断了，偶尔也有肢炸掉，留下血模糊一段，了可怕的白骨。儿童们另外躺在一间大接待室里，那里号哭和呼叫凄厉地响成一片，混杂着一些不调和的笑声。拜匆匆地走过敞着的门，走下盘旋的石梯，来到一低矮的地下室，这里比上面和得多，但是烧得太多的煤油炉的刺鼻臭气比药剂的气味还要烈。

“他疯了吗？”娜塔丽嚷。“我怎么能离开？我刚刚上班。瞧！”她伸手臂挥了一转，指着周围的人们。那些排在一起的病床上躺着的妇女，有的，有的用波兰语哭喊；另一些妇女愁眉苦脸地坐在病床上或矮凳上，白的房棕的在喂婴儿；三个脸苍白满大汗的医生，在病床之间来来往往：几个手忙脚的护士，有的和她一样穿着肮脏的血污的白衣，发用白布包住，有的穿着灰的修女衣服。“这儿下面我们一共五个人，可是今天上午我们就收了八十二个妇女！这是现在华沙留下的唯一产科医院了。德国人昨晚上把圣凯瑟琳医院炸了。他们说，可怕得无法形容，怀的妇女在火堆里跑，新生的婴儿被烧死——”

“问题是，娜塔丽，俄国人打过来了——”

“我听见了！他们还在几百英里之外，是不是？去吧，拉尼，我得活了。”

一个弯着背、大鼻、一把方型的红胡、神蒙-而可怜的医生，正好在旁边走过。他用德语问娜塔丽了什么事情，她对他讲了。

“去吧，一定得去。”他用疲劳的声音说。“别傻了，你一定得跟别的国人一起走。如果大使馆来叫你，你必须服从。”

“哼，大使馆！还没有人说我们要离开。如果他们要走，这个年轻人不了五分钟就能到这里来叫我。”

“不行，不行，你不能冒这个险。你不是波兰人，你不能以为你能拿生命来冒险。而且你是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医生把手伸到她上，拉掉了那块白布。她的密、卷曲、的发，松开了，垂下来。“你一定得回家。”

娜塔丽的睛里泪珠夺眶而，到脸颊上。“那个生双

胞胎的妇女还在血，你看过她没有？还有那坏脚的婴儿——”她急急忙忙地朝附近一只病床了个手势。

“他们都在单上。你现在上回大使馆去。非常谢你，你帮助了我们。祝你一路平安。”医生慢慢地走开了。她转向拜。“莱斯里-斯鲁神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坏。他就是不愿意心里惦记着我，好让他少一件心事。”突然她把裙撩到；这个动作不禁使拜心里一，尽实际上那条长及膝盖的厚灰衬还不及外面的白裙富于。他心想，她这条难看的衬一定是从修女那里来的。“拿去，”她说，从衬里拿一只厚厚的钱包，放下裙。“我就回到该死的大使馆去吧。不过我要你去找一下班瑞尔，把这个给他。我所有的金都在这里了。你肯为我这个吗？”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