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下午六，没有节假日，每天在店里死死盯八个小时，上个厕所都要一溜儿小跑。

一个月的工钱是一百二十金，只够我勉支付房租电和一日三餐。

时令已至仲夏，集装箱无遮无拦，每到下午收了半天的量，店里便得象蒸笼，让人不过气。

我不仅要看店，隔三差五还要照老板的指示盘存货，他又经常不在店里，我只能一个人把货箱搬来搬去。曾经心保养的手指很快变得糙不堪，经常现莫名其妙的伤，指甲全开裂。

我也就是拿创可贴胡裹一裹，并不怎么在乎。比起心里的难过和煎熬，这都不算什么。

午饭便买市场里的盒饭胡对付一顿。那对卖盒饭的夫妻，我也认得，妻就是曾帮我们过家务的四川阿姨。第一次看到我，她的嘴几乎张成一个O型。

后来她唠唠叨叨地说：“真是孽啊，灵灵的女娃儿，爹妈手心的宝贝，送这儿遭罪。”然后为我在菜里多添几块。

我只是笑，激她的好意。但那些油腻的荤腥，我一儿都吃不下。这些最终都便宜了隔店里那只硕大的狼狗。

邱伟还在为孙嘉遇奔忙，把自己的生意都荒废了。第一次审，是半个月后，八月八日，一个吉祥的数字。

安德烈得知我在七公里市场打工，只要没有警任务，他就会专门从城里开车过来，一直等我关了店下班，再送我回家。

我不想总这么麻烦他，提过几次，他只当没听见，我就只好随他去了。

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不提自己经手的案。我知他对自己的警察工作有一乎寻常的，脑里从未起过渎职的念，也就不去难为他。可如今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所以两个人之间常常无话可说，时不时的会冷场。

这天他送我到公寓楼下，我照例说声谢谢，开门下车。

他却叫住我：“玫。”

我转：“什么事？”

他远远地望着我，碧蓝的睛里充满无数复杂的内容：“玫，你才二十二，以后的日还很长…”

我咧开嘴笑笑，然后摆摆手，转了电梯。

电梯里空无一人，我对着光可鉴人的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脸上纵横错全是泪。二十二，很年轻吗？为什么我觉得心脏已经沧桑得象过完半生？

事情发生前没有一预兆，我还记得那是个薄凉的夏日，上门的顾客特别多，我一直忙到下午两，才有时间吃午饭。

刚端起已经凉透的盒饭扒拉两，就听见隔店那只来自德国的纯黑贝愤怒的狂吠。

我慌得撂下饭盒去查看，以为又碰上税警的突击检查。因为这只名叫“”的黑贝没别的好，只有一，只要远远看到穿制服的人，就会大声示警，提醒市场里的人小心。

没想到在门外跟狗纠缠不清的，竟是一警服的安德烈。我急忙呼喝“”松嘴，它悻悻地放开安德烈的，转了几圈还是不肯罢休，围着他呜呜低吠。

我笑着问安德烈：“你怎么这会儿就过来了？”

方才一番挣扎，把安德烈得狼狈不堪，连帽都歪在一边，但他丝毫没有顾上整理仪容，冲过来拉起我就走：“跟我来。”

“嘛嘛？”我甩开他的手“我还得看店呢，你什么？”

“见鬼！”一向斯文的安德烈居然骂声，固执地拖着我往市场外走。

手腕顿时奇痛骨，望着后越来越远的店门，我烦躁地挣扎：“你想什么？存心砸我饭碗吗？快放手！”

他站住，转面对着我，脑门上密密麻麻一层汗珠。

“安德烈？”我十分诧异。

他并没有立刻说什么，脸扭到一边，站了好半天才吐几个字：“孙事了。”

我瞪着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他低看着自己脚尖，小心地说：“孙昨天晚上被人打伤了，现在人在医院里。”

这回听明白了，我不由自主握拳，咬着牙问他：“那你还磨蹭什么？带我去！”

在医院的病房门，看守的警察不许我去。安德烈把他的同事拉到一边，低声商量了很久。

那人看看我，终于松，不情愿地说：“两分钟，上来。”

安德烈赶谢，一边带我去，一边还忙着替同事解释：“孙还未脱离危险期，不适宜见人。”

对他的话我几乎充耳不闻，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几乎是扑到病床前，然后我的脑嗡一声响，前一片漆黑。

孙嘉遇躺在那儿，上裹着厚厚的纱布，暗红的血迹依旧在透过绷带往外沁透。

他上如何我看不到，因为严严实实盖着被单。七八糟的和电线从被单下面伸来，各颜的正通过那些透明的他的。

他的左手却被铐在的床架上。

“伤得很严重。”安德烈脸沉，声音里有无以言表的沮丧“当时有其他嫌犯受到刺激癫痫发作，值班的警察才赶过去，否则他就被人当场打死了。”

我的脑里象飞一群黄蜂，一直嗡嗡响个不停，前除了他的脸，只剩下一片空白。

“嘉遇。”我单跪在床前，低声叫着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