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为例，国家设立这个制度，原本是想借鉴古代的诽谤制，在衙门立根谤木，让民众获得申诉权。不过，古代的谤木显然只是一形式，缺乏必须的行政体系支撑，谤木便成为了一极其单纯的木，或者一象征意义的标榜。现在不设立谤木，而是专门设立一个信访机构，看上去，确实是改进了许多。

可是，信访制度并没有系统保障。信访门对信访件的唯一处置权，就是批转相关门处理。对于这类批转件，相关门是爱理就理，不爱理就不理。原因何在?信访门对有处置权的相关门，没有任何约束力，既不能决定人家的升迁，也不能决定人家的薪酬，甚至是说句话，都没有人愿意听。仅从等下级别上看，信访门的辖权，实际在比他们更级的干。

其他门，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问题。比如公安门、检察门、法院等，名义上，这是一些条块分的机构，实际上，人事权和财权在地方，公检法只听地方党委的，于是现了某些案件，地方首长想让公安怎么查，公安就怎么查，想让法院怎么判，法院就怎么判的现象，所谓依法执行，成了一句号。其他一些厅局也是如此，对上，有两个指导，省里可以领导，上面还有直的。对下，具有直性质，可与厅平行的市又掌握着人事权和财权。

唐小舟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把公检法的人事权和财权收上去呢?把公检法的权力向上收的同时，也可以将其他厅局的权力下放。往上收，机构肯定会扩大，但如果权力下放，机构就能大量精减。这件事，起来其实并不难，而且，可以令整个中国的权力结构，为之一变。

再比如门和门之间，缺乏制度性约束，一个门需要另一个门协调合，那个门积极合是人情，置之不理是天理。门之间不合，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制约他们，各个门于是山化，码化，变成了靠山吃山的独立王国。山林立，码并行的情况下，要办事，就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人情。因此，干哪怕一件很小的事，也一定要拜码，拉关系，否则就推进不了。对此，行政主官无可奈何，他们若想干成一件事，只能搞运动，大会战，将许多山的负责人在一起，现场办公。可这样的事，毕竟是大事，是阶段性的工作，比如严打。阶段性工作一旦完成，各个码回归本位，日常工作，又恢复常态。这运动式兵团式的工作方法，后患无穷，最突一条，是粗放型工作方法和执行程序，更加的粗放化，甚至走向去程序化。

赵德良推行党建和政建的系统化精细化，恰恰要解决的，就是这类问题。当然，仅就目前来看，赵德良作为省委书记，大概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对很多门进行理顺性的合并裁撤。假若他下决心的话，完全可以增加公安门的职能，将信访甚至工商等门的执法行为，全归于公安。甚至可以借鉴关国的法，建立地方警察局和国家公安局，将地方性的案件，划归地方警察局，而将一些重大影响的，关系国家稳定的案件，归到国家公安局。如此一来，目前多执法的混局面，便能够得到遇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