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象，军人身的干更容易受到提拨。”

洪亮忙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夏富麟笑着说：“这是徐书记的用人之道，应该请徐书记解释。”

洪亮说：“徐书记，请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吧。”

“互相学习吧。”徐浩东先谦虚了一句，然后才说：“洪少校你是带兵兵的，我是带干干的，你我的工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带兵比较容易，干实在不易，就环境和机会来说，干太容易**，这是残酷的事实。肩负重托，不得不研究干队伍的理之道，就我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心得的。”

胡宜生说：“今天真是个好机会，浩东书记，你的心得也没跟我们分享过呢。”

“我是这么认为的，在改革开放以前，对干的选拨最调的是身，我想大分人对身论是恶痛绝的。但是，但是任何问题都要一分为二，不能以一个极端否定另一个极端。比方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批老干退居二线，大力提拨了很多新干，据不完全统计，在咱们云岭市乡镇街道一级，新干最多时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就是在全市副科级以上干中，新干最多时也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可你们知道不知道，在当时的新干中，哪一类身最多吗？”

夏富麟说：“军人，我是一九八一年中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后就一直待在市委组织，我知道这个数据，在当时的新干中，军人身的最多，最大比例曾达到新干的百分之八十一七。”

“所以从某意义上讲，这也是成份论，而且这成份论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军人最守纪律，军人最为纯洁，军人最嫉恶如仇，军人最有追求也敢于追求。当然，那一代军人从政有个致命弱，就是文化程度太低，在权色钱面前，很快就有相当一分迷失了堕落了，再加上对干的教育和理不够，很多军人身的干堕了渊，这是一个刻的教训，既是成份论的成功，也是成份论的失败。”

夏富麟说：“我有同，上世纪八十年代进仕途的干，已经都在五十岁以上，除了分退居二线，大分都已退休或正处于退休边缘，安全着陆的比例确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