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时候？”

“一九七四年，你们正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资产阶级法权进攻，这使我们柬共受鼓舞。我是一九七二年加柬共的。安先生，你是中共党员吗？”

郝相寿。

“那我们是同志了。我在中国受训八个月，又回到了波尔布特的身边，我是他的同乡。”

“那你……还是柬共？红色棉？”

波肯塞摆摆手：“我早退了。那一天给我刺激太了，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想如何退柬共。”

“那是哪一天？”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波尔布特把这一天宣布为零年第一天。在这一天，每个住在金边的城里人必须离开金边，连医院住院的病人也必须离开。黑压压的人群在一天内堵塞了所有的街道，我们拿着枪对准他们。一九七九年，越南军攻克金边，波尔布特又跑回山区。我就向政府投降了，永远脱离了红色棉。这就是我的历史，不堪回首的历史。你呢，安先生，你不叫安黎，对不对？”

郝相寿呼嘘地说：“我有国难投，有家难回。我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你能帮我搞到吗？”

波肯塞拍拍郝相寿肩膀说：“你怎么会到了柬埔寨？”

“我是被劫持到这里，不过，既来之，则安之。你要能帮我搞到身份，就个价钱。如果不能，我就告辞了。顺便问一声，波尔布特现状如何？”

“他带着势力越来越小的武装，每天逃避政府军的追捕。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是彻底失败了。”

“你究竟能不能帮我搞到身份？”

“那要看你多少钱？”

“实不相瞒，再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你和我能组织个亚洲支了。我是个流亡者，没有钱。我身上只有一千元。你要是帮我，以后我能有钱。目前还取不来。”

波肯塞又拍拍郝相寿的肩膀。

“同志，毛泽东的话落后于形势了。现在，钱是我们的朋友，穷是我们的敌人，这才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赶上了一个好机会，现在是重建柬埔寨，当年被波尔布特赶到农村的‘新人’幸存者，陆续回到了金边。手续不难办，只要有两个人证明你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之前住在金边，即便你拿不任何文字证明，也能给你办个金边的居民证。我再帮你搞一个柬埔寨的护照，一个完全合法的护照，你就有了身份。”

“我……不会柬埔寨话呀。”

“没关系。当年赶金边的有不少人就是华裔。手续我来办。”

“那要多少钱？”

“看在我们过去都是共产赏员的情分上，就收你两千元吧。”

“我加起来只有一千元，你却要两千元！”

波肯塞拉住郝相寿的手，露奸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