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家：侯贵卿的老爹兼岳父，是军队的干，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地方“支左”；而司仁的父母却是个平百姓。二人虽然都上了大学，可是侯贵卿是“指名推荐”的，而司仁却是靠自己考取的。他们大学毕业后，正赶上提倡干队伍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等，一是因为侯贵卿老爹的关系，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侯贵卿不仅没有“打砸抢”行为，还设法保护过老干。所以他大学毕业后，一参加工作，就火箭似的直往上窜。到了平反冤假错案时，他又负责了一段落实老干政策工作，很快升到副级。在给他备秘书时，他不忘旧友，想起了老同学司仁。因为目前他面临的形势，担当的任务，需要考虑的问题，比过去更为复杂，如果有司仁当他的秘书兼参，就没有可比的人选了！现在他既然有了权，向组织门要谁当他的秘书，真是易如反掌。

真是，人要是交了好运，就事事顺利；要是该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

司仁更为动：升官而不忘旧情，难得！如果司仁从一个宣传干事，从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升到局长……没有十年二十年，是办不到的，越往上，像运动员创纪录似的，竞争越激烈，也许在一个“干事”的岗位上，他要碌碌终生。而给侯贵卿当秘书呢？三年，四年，多五年，也就有上天之日了。他相信，侯贵卿绝对不会亏待他。

革命又发展到了提干要求“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关系最重要”的年代，三条他都有了。大学毕业后，他立即被调到中央一个重要门，从干事、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一路攀升，像坐火箭似的，成为一名副级主任。

原来司仁大学毕业后，分到了一个工厂当宣传干事。一下调到当年的好友如今的副级主任身边当秘书，司仁千恩万谢。侯贵卿对他讲：咱们两个对外是上下级，“对内”还和过去一样：好朋友！

菁菁先是他青梅竹时的，后来成了他的妻。侯贵卿堪称“男”，而菁菁走在大街上，对面来的行人，没有不“一步三回”的。两个人在家里时，侯贵卿称“菁菁”为“亲亲”。侯贵卿的名字曾经叫过“大圣”，又因为姓侯，菁菁私下叫他“小圣”，简称“圣”。夫妻生活可以用古语的“如胶似漆”形容，分开的日，每天必通一次电话，每三天必写一封信。在夫妻关系中，只有一不太协调：就是菁菁多疑：对“小圣”在外面不放心。但没有公开化的矛盾。

这就是侯贵卿爱情和事业“兼得”的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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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公众场合，他尊敬地称侯贵卿为“侯主任”，私下还叫他“侯大哥”或“猴儿哥”，而侯贵卿在公众场合叫司仁为“司秘书”；私下亲地叫他“小四儿”。随着时间的推移

俗语云：宁为鸡，不为后，在国务院当个副级干，不如在地方当一路“诸侯”有实权。所以，侯贵卿要求到地方工作，理由很简单：下基层锻炼。

领导也认为这是个接班人的苗，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不，侯贵卿到某地任了一年地委书记，经过在党校学习了一阵，赶上河山省开省党代表大会。张敬怀被选为省委书记，经有关方面提议，侯贵卿进了候选名单，被选为副书记。按省委“排座次”，他是二把手。过几年，张敬怀一退，侯贵卿的“扶正”，顺理成章。人们从大趋势看，在河山省，未来是侯氏的天下。

侯贵卿和司仁的亲密关系，从相互的称呼上也可以看得来。他们在青年时，司仁称侯贵卿为“大哥”，因为“司仁”这个名字叫起来太咬嘴，侯贵卿叫他为“小司”，慢慢变成“小四”加个“儿”韵，就是亲昵的“小四儿”。

侯贵卿和司仁同岁，从初中到中都是同班同学。文化大革命被煽动起来后，二人又属于一个造反组织。司仁没有当上，可是观是一致的。在“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xdx潮中，两人又是一同下乡，在一个青年，同住一铺炕，被窝挨被窝，上工一起修理地球，下工无所不谈。他们这对特别要好的朋友，有这么多的“一致”，可是论起智商，司仁却又过侯贵卿一筹。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也好，“站队亮观”也好，参不参加武斗也好，在青年和谁交朋友，团结谁，打击谁，都是两人一起分析，一起商量定夺。司仁一讲自己的主意，侯贵卿立即说：“有理，有理！就这么办！”

到了侯贵卿这样的级别，也有私人秘书了。这个秘书名叫司仁，此人他的秘书，要多么理想有多么理想。

作为一个刚到中年的男人，菁菁知道，侯贵卿对女孩很有魅力，她虽然很自信，但常常担心现“第三者”。她多次告诫丈夫：“你在外面可得老实，不然，我可饶不了你！”丈夫便在妻身上轻打一拳：“不许胡说！”但是，毕竟外面的诱太多，侯贵卿有追求自由的本性。在两人分离时，他在电话中或写给妻的信函上说的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恨不能立即团圆，心里却想着多分离一段，有自由的空间。但他总是怕，享受一段自由是可以的，他永远爱着妻也是真的。他常常想：情这个东西，不像银行存款，有一定的数量，别人分去一份，给妻的就少一。情无量。他给别人的再多，也不会减少对妻的爱。所以，他有一个幸福的家还是真实的。

他一句话就把司仁调到身边。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地位和智商现在倒了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