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

同学老友他们只通知了沈琳一个人，他们并不是没有朋友，而是觉得身处遥远的山区；交通又如此闭塞，通知到别人也来不了，还不如事后写一封信实在。

沈琳接到通知时的心情如何，陈一弘和冯菲不得而知，以后沈琳和他成了夫妻，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但当时沈琳却是兴兴地来了，而且是提前一天赶来的，目的是帮助两个老朋友张罗并招待客人。其实除了田坝区的干，外来的客人只有冯菲的母亲、哥哥和她沈琳三人，倒也简朴、轻松。沈琳在田坝镇上住了两天便回市里去了。陈一弘夫妇送她到公共汽车站，等车的时候冯菲关心地问她的老朋友考虑了个人问题没有？沈琳摇摇不说话，似有难言之隐，冯菲也不便多问。只有陈一弘下意识地到沈琳那难言之“隐”在何处，不免引来了情上的阵阵微波。

过了不到三个月陈一弘和冯菲忽然接到了沈琳的结婚请柬，还打来了电话，新郎是供销合作社的干，名叫韩刚，她们学校一位女教员介绍的。事情很不凑巧，当时区里已经通知了召开区委扩大会，陈一弘无法抽身，也正好本能地为他不愿参加沈琳的婚礼找到了正当的理由，便只好派冯菲全权代表了。冯菲去了三天回来，向陈一弘说了自己的观察：沈琳的婚姻似乎有些勉，看得来她自己并不那么兴。陈一弘听了冯菲的叙述，沉默了许久。

日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陈一弘夫妇处于顺境之中，像是在大平原上乘车，一切都稳稳当当。那几年的日他至今想起来反而没有什么可回忆的。似乎就是整天忙忙碌碌，夜半三更方才回家接受妻的温存。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对干开始讲“政绩”，讲“四化”。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了好几年的本科大学生，陈一弘可以说要政绩有政绩，要“四化”有四化，顺理成章地便一下乘上了特快列车。短短的几年中，他由区长而副县长、县委书记，又一下成了三江市的副市长。或者可以说这就叫作机遇吧，在这一“快速进步”的过程中，他是“了级”的。由一个副县长一跃而为县委书记，是很少有的事。有人专门研究过各类领导干的晋升过程，发现年轻而至位者十之八九要“级”，很少有按就班一步步上台阶的。这自然会带来各议论，但在这纷纷议论声中，只要本人过硬，一个优秀干的形象也就慢慢地树立起来了。

在这几年中，陈一弘觉得一切都处于顺顺当当的境遇中，当然有甘有苦，但像学生解答一个难题，答案终于得来了苦也就变成了甘。他只是觉得日过得太快，一年似乎也不再是三百六十五天而只有几个星期了。在这些迅速流逝的日中，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许多难以消失的脚印。但也有不少浑浑糊糊的日，就是那些无休无止的会议。一年开了多少会，他说不清楚更记不清楚。

因为太忙，陈一弘很少过问家事，也难享受一次天伦之乐。冯菲随同他调来市里对在银行工作，一切家务事都落到了她的上，而总是安排得很好，不让陈一弘操一心。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位贤良的妻这句话，在陈一弘、冯菲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他们有了一个儿，取名星星。作爸爸的陈一弘似乎并没尽到应尽的义务，连尿片也没动手洗一次，星星却已经上了托儿所，接着又上了小学一年级。依然是一天来回六趟全由冯菲接送。在那条从市委宿舍至第一完小的路上，人们每天都能见到大块的冯菲抱着星星骑着一辆破单车急驰而行。一天六次毫无例外，只有四季服装的变化。

不幸的事发生了，冯菲因开会下班晚了一些，在骑着那辆破单车赶往学校接星星的途中，因车行太快迎面碰上了一辆急驰而来的卡车。卡车停住了，等到人们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时，人们发现躺在血泊中的女人已无须送医院而是送殡仪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