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两件武：公章和沈琳的学生证，他们便一路畅通到了北京。

审批者将需要验明的证件名称说了，依然笑容可掬。陈一弘却傻了，愣了一下只好照实回答：

陈一弘进退维谷，“下一个”却已经上来了。他正准备退，那六个围在身边形同护卫的男女之中突然杀了“大洋号”冯菲，她伸手朝桌上一拍，吼道：

“什么证件？”

“是呀，哪怕有一张学生证也好。”

语惊四座，连那个几乎已经填补了陈一弘空缺的“下一个”也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一步，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下一个”。

陈一弘也无可奈何，须知在那气候下，全国除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是再没有权威的了，何况他陈一弘算老几？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去就由他们去吧。

通常礼貌，当然，也有不信邪的，那是极少数。当下那位审批者接过陈一弘所填的借款借粮单，问道：

“对，居心何在？是破坏！”

她说着便从衣袋里取学生证递给那个姓王的审理者。他随便地瞄了一，提起笔便在那张单据上唰唰地签了字，钱粮如数借给。

接受初战的经验教训，他们在汉街上用刚从接待站借来的钱刻了一枚战斗队的公章。

七个年轻人在街上腾跃，特别是对两位女生给予了度评价，说是她们解决了大家的民生问题，应当计大功。

这理由也只能在当时那特殊的条件下才能说来而又不致遭到批驳。审理者无可奈何地笑笑：

她说着回看看审理者，被称作老王的审理者便也乘机下台，连忙附和：

“你怎么不早说呢？”

“证件？”

在首都的十多天时间里，他们三人住在西城区的一个接待站里，早晚归，形影不离。他们可干和能干的事屈指可数：一是到北大、清华等几个权威大学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二是到天安门

“制度，什么制度？修正主义制度！看你就像个走资派！你们那一制度很快就要扫进垃圾堆了。你还制度、制度！告诉你粮钱今天非借不可！毛主席号召我们来串联闹革命，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却处处刁难，居心何在？”

“那就回去带来再借吧，下一个。”

正站立在冯菲身后的沈琳一听，兴地叫道：

还是把话题拉回来，当下冯菲听了审理者的申辩，抓住他那句“这是制度”的话大声训斥：

她将“居心何在”几个字说得特别响亮，那潜台词令听者思和颤抖。这时周围的几个人便乘机而上，给冯菲助威，除陈一弘和沈琳之外，一齐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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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闹大了，坐在审理桌旁边一张桌上，也许是见条发钱发粮票的几个人便一齐来打圆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笑容可掬地说：

“话不能这样说，总得有个凭据嘛，这是制度，二天这些借据都要寄回你们学校去的呀！”

他说的也是实话，他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此，借钱借粮将来把借据寄回学校去是要还的。谁还？学校还是本人？上面没说清楚，乃至这些借据后来是否真的寄回学校去了，局外人也不得而知。有谁统计过在那段时间里，全国上下共“借”了多少钱粮，为国家造成了多大损失？任何人恐怕也是无法统计而又不敢统计的，除非他想当现行反革命。

“证件没有带来。”

“请小将们理解，他也有他的难处，但事情总是要解决，哪有让毛主席的客人饿肚的道理。是不是灵活一，只要有学生证就行，你们几位中哪怕有一个人带了学生证也行呀，对不对老王？”

他们来晚了，毛主席几次接见红卫兵都已过去。下的首都是中央文革和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的天下，到处一片混。在一片混中从万里之遥来到首都的七个青年逐渐分化了。首先是两个男青年离队伍而去，不知所之。接着又有两个男青年离队走，声称要自己去大海中学会游泳，不再受陈一弘的“家长式统治”。

“慢！”

只有两位女性铁了心跟着陈一弘，在她们的心目中陈一弘的精神“领袖”地位和形象始终未变。再说两个单身女门，也总得有一个男性作伴呀，她们选中了陈一弘。

依然笑容可掬。

冯菲见第一着见效便乘势追击，对着那位有些不知所措的审批者大声吼道：

“还要什么证件，”她拍胸脯又指指左臂上的红卫兵袖：“人就是证件，我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怎么样？袖就是证件，它证明我们都是红卫兵，还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