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就到武汉了，要是遇上劫匪，全车人就都分文不剩了。”驾驶员就像一个长年累月杀猪的屠夫，他对所有乘客就像对所有即将挨刀的猪一样表现死有余辜的冷漠和残忍。我有些看不下去，总觉得这个老农像我乡下的父亲一样孤苦无助，我在骗们行骗时不敢站来主持正义，这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死，我有儿，还有无人赡养的老。这时，我决定要为老人事，于是我站起来说：“各位父老乡亲兄弟妹们，每人为这位老人捐十块钱吧，不然他连今晚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在我的呼吁下，大多数人都掏了十块钱交给了我，有些人不情愿，我就向他们鞠躬，其中有一个腿有残疾的年轻人红着脸捐了八块钱，他说如果都捐了，他转车买车票的钱就没有了，两个被偷了六千块钱的小贩哭丧着脸没有捐钱，我也就认了，但司机不愿捐钱，他说：“我每天跑这条线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如果都捐，我还不破产了。”我攥住卖票的小伙的手说：“你们必须捐五十，你们只知道收钱，对乘客的财产安全一都不负责任。”小伙问司机怎么办，司机说不要睬他，乘客纷纷谴责这见死不救的行为，我将卖票小伙的胳膊反背过来：“捐不捐，不捐我今天就将你扔到车外去！”车上的乘客跟着我起哄，司机在前面发话了：“给他五十块钱，认倒霉吧！”我收下五十块钱后说，“倒霉的是乘客，而不是你。”

我自己捐了二十块钱，因为我也没有再多的钱了。当我将四百二十八块钱交到老农手里的时候，老农让他孙给我跪下，我拉起了正要下跪的小孩。说：“老大爷，天上掉不下馅饼来。以后注意一就是了。”

完这一切，我突然有了一神圣的觉，这一段时间，我一直活得非常猥琐，妻儿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书商对我指手划脚，而为了挣钱养家糊，我忍辱负重，卖尊严，也卖我舅舅郑天良的历史，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舅舅那些令人龌龊的丑行在我面前越堆越多，面对我舅舅的丑行就像面对着阴冷潮湿的女人的月经一样让我恶心，但为了生存，我不得不继续恶心下去。

书商姚遥批评我说如果郑天良这个腐败分与女人的淫写得不充分，就决不版我的这本书。我坐这趟车去武汉是为了找王月玲进行采访，想从她那里能不能得到一些我舅舅的有关材料，我得继续将恶心当作米饭来吃，我得继续寻找并陶醉于月经的气息。

王月玲现在是武汉一所综合性大学经济系本科二年级学生。她在回到老家后用自己挣来的钱进了考补习班，去年以全县总分第二名考进了这所知名的等学府。我找到王月玲的时候，她正在图书馆看书。我将她约到了学校留学生俱乐里喝咖啡。

王月玲坐在我的对面，穿着一身浅黄色的纯棉休闲夹克，里面是一件薄薄的白色羊绒衫，一乌黑的发沿右耳际向后甩开，显示不对称的和谐，她的脸上没有丝毫风尘的气息，纯净的表情和书卷气使我无法开向她问起那些龌龊的事情。她的经历有些传奇，乡下打工妹在失学三年后又考上了等学府，曾引来许多记者苍蝇一样地扑进了这所校，见多识广的王月玲面对我的时候显得很平静。见我没开，她就说：“我早已经不是新闻人了，去年刚进校时，有不少记者采访我，今年你还是第一个。其实我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家里穷，辍学打工，心不死，边打工，边复习，就考上了。多少有运气吧！”

我相信没有记者会知道她在合安县打工的真实历史，我本来不想问，但为了挣那笔可耻的钱，我还是咬着牙说了一句：“你在合安县打工的时候认识一个叫郑天良的人吗？”

王月玲突然脸色刷白，一不会掩饰的难堪不由自主地暴露了来，我从她这个表情上很轻易地就判断了她与我舅舅郑天良肯定是有特殊的关系。她咬着嘴唇，很困难地说：“我不知道你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故作镇静地说：“郑天良已经被枪毙了。”

王月玲说：“我知道。但我不想说我跟他是什么关系，因为这是我的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