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他用这无声的方式对郑天良的蛮横进行抗议。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买的一张政治车票已经快到站了，因此也就表现了一些无欲则刚的姿态。他轻松地说：“郑县长才三十八岁，前途无量呀。”这句话在这个场合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像是对他充满信心，又像是暗示他年轻来日方长，好自为之。

郑天良用尖锐的目光盯住耿天龙，“你儿开的商贸公司，究竟从你这倒了多少彩电、冰箱和自行车？”

耿天龙一时有些紧张了起来，不过很快又平静了下来，他说：“彩电和冰箱自行车都按计划将票发到了各单位各门，我家小没考上大学，他跟苏州的一个老板合伙倒了一钢材、水泥和尼龙衣袜，这些东西商业局是一计划也没有的。”

郑天良说：“我要你以党性担保，你一问题也没有？”

耿天龙站起来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担保，我儿没有在我这里搞官倒。”耿天龙又挑衅性说了一句：“但我不能保证他在外地没有参与官倒，我也不能保证其他地方的领导们没有帮助我儿搞官倒。”他的意思是全国自上而下倒计划，卖价，你郑天良一个人能得了吗？你得了我，能得了别人吗？

郑天良带着纪委和检察院的人进驻县商业局，将这几年来的计划指标及分情况翻了个底朝天。从报表上看，一问题也看不来，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的票都分到了县直各单位各门及各乡镇。郑天良听到调查组的人汇报后，就像一个汽球被针扎破了一样，瘪了。

晚上，郑天良在家里看黑白电视，情绪有些灰暗，电视上的自由化言论在胡耀辞去总书记后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只是更加隐蔽了起来，电视上以《河殇》的名义宣扬西方的自由化，否定自己的悠久文明历史，还有一些节目以政治体制改革的面目现，指党政分开党要党这些很不负责任的言论。党要党，政府难道就不要党了。这一段时期以来，从工厂到机关，党政一把手对着干的事层不穷。局面已经有些混了。郑天良对此很是反，黄以恒经常就不把陈书记的指示放在里，采取反面理解消极执行的办法。会上大谈县委陈书记指示的重要性，会下按住不动，只是陈书记上要到二线去了，所以矛盾才以一绵里藏针的形式现。郑天良虽然对党委决定时常也有些不理解，但他认为党委的决定应该无条件执行，不然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当年回坝乡，他只是提了个人意见，如果组织上不征求他意见，而是直接下文，他就会留下来任轻工业局长，他不想去东店乡，心里沤气，但县委了决定，他就无条件地移交了工作。这与具体工作中的不同意见是有本质区别的。

郑天良看电视并不把看内容作为目的，而是劳累之后的心理放松，他喜自己闭目养神的时候，电视上有一些噪杂的声音造成一闹中取静的效果。妻周玉英经常叨咕说什么时候买一台彩电呢，郑天良先是说钱还不够，然后又说科学证明了彩电对人的睛伤害很大，不能看。妻说，不能看，那为什么要造彩电为什么人们又打破抢着买彩电呢？郑天良不搭话，他歪在椅上已经睡着了。屋里弥漫着腌咸菜的味道，她从坝油厂调到县废品回收公司后，特别留恋坝全乡菜的生活，于是她在县城里就拼命地腌菜，以保持对旧生活的顽固记忆，家里坛坛罐罐里都是各腌菜。